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表现表现手法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表现表现手法。它的含义据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即陈述铺叙的意思；比即臂喻；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为了引起下文。《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242年间的大事，作者重在考察国家政事的成败得失，总结兴亡治乱的历史教训，反映出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鲜明思想倾向性。《春秋》记事简约，平实，一字之中往往寓褒贬，别善恶，这就是为人乐道的“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以建安为中心的汉末魏初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以三曹父子，“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创作具有统一的文学特征。有相同的创作题材：汉末的动乱，社会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有相同的创作原则：《诗经》与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相同的情感意志：悲时忧世，渴望建功立业；有相近的风格：慷慨悲凉。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稳定地位。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开一代诗风，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骈文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是散文逐渐俪化的产物。它脱胎于汉赋，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其特点是讲对偶，讲文采，讲用典，后来又虽上讲平仄，讲声律。句式整齐，多用四六句式，又称“四六文”。“上官体”是出现在初唐时期的一种诗歌体裁，因诗人上官仪大量创作这类诗歌而得名。其特点是继承南朝形式主义诗风，风格上以“绮错婉媚为本”。古文运动是发生在唐德守贞元到宪宗元和（公元785年——820年）这二三十年间的一次文体革命。由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文以载道，也就是要求用散文阐明儒道的基本宗旨，摆脱骈偶体裁的束缚，让形式为内容服务。由于参加的人数多、目标明确，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创作实践，在当时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文学思潮，使古文运动对骈文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主要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会员170人左右。主要文学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主要文学观念是主张文学“为人生”，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其成员创作多取材于人生和社会问题，注重暴露社会黑暗，表现灰色人生，其“问题小说”在当时曾产生广泛影响。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有“异军突起”之称。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当时都是留日学生。主要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等，在文艺思想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在创作上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诗歌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身边小说”。创造社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和文学研究会一起成为当时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1925年后，创造社转而宣传革命文学，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1923年，新月社成立。其成员以诗歌创作见长，倡导新格律诗的创作。闻一多由此提出诗歌“三美”的主张，即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以此为基础，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以《晨报副刊》的《诗镌》为阵地进行新格律诗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早期的诗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作者都是新月社成员，故被称为“新月诗派”。所谓“伤痕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揭露由“四人帮”的反动统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痛和不幸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它得名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由于这类小说作者大都讲述一些有切肤之痛的悲惨往事，所以作品往往情感大于理智，缺少缜密的构思和理性的挖掘，艺术表现上容易流于粗糙浅白。反思小说，与伤痕小说重在展示“伤痕”不同，它着重于“反思”：为什么会发生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悲剧？历史的教训是什么？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从总体上说，反思小说理性大于情感，某些思考往往力透纸背，在艺术表现上较伤痕小说进一步。所谓“精神胜利法”，是指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遭受压迫与不幸的人在头脑中产生的解脱的幻想。处于屈辱地位而又无法摆脱的人在凌辱与不幸面前，用虚构的胜利，掩盖现实的失败，从而减轻痛苦，忘记痛苦，甚至营造出转败为胜的“精神有利”的自慰结局。流浪汉小说是16世纪中叶在西班牙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是一种以流浪汉为主人公的自述体小说。主人公多是无业游民，依靠个人的机智谋生，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抗议社会不公。这类小说通过主人公四处漂泊，经见各种世事，接触各阶层人物，对现实进行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是无名氏的《小癞子》。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浪迹天涯的结构模式，便于展示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对后世欧洲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狂飚突进运动是18世纪70年代在德国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因德国作家克林格尔的同名剧本《狂飚与突进》而得名。这是一场具有强烈反封建性质的的思想文化运动，参加者大多是青年人。他们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突破德国死气沉沉的气氛，推崇热情和天才，要求个性独立和自由，提倡民族风格，表现了资产阶级狂热的个人主义倾向。青年时期的歌德和席勒是主要代表。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青年的系列形象。他们接受了启蒙思想和进步的社会思潮，对庸俗的上流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但又摆脱不了贵族社会的习俗和偏见，不能与其决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聪明的头脑，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又缺乏勇气和坚持工作的毅力；他们自视清高，不甘与庸俗的贵族青年为伍，但又脱离人民。他们因此忧郁苦闷，不能自拔，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于一事无成，成为“多余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毕巧林是第二个“多余人”形象，以后屠格涅夫的《罗亭》、冈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都塑造了这类形象。意识流小说是“二战”之后流行于欧洲的现代小说流派，意识流小说直接受心理家夫洛伊德、威廉，詹姆斯和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其特征不注重描摹客观世界，主张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特别着力表现人的意识流程，认为只有人的潜意识和梦幻世界才是“最高真实”意识流小说打破传统的叙事和结构模式，用心理逻辑去组织故事，安排情节，主张作者“退出小说”让“人物自己解释自己”。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其他重要小说家还有英国的沃尔夫，美国的福克纳，爱尔兰的乔依斯是最杰出的代表。结合《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三篇作品谈谈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饮酒》写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和心境。作者在东篱下采菊，无意间抬头看到了南山。他从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人生哲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更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高洁情趣。《读山海经》借历史神话抒怀，歌颂了精卫与刑天死而不屈的顽强精神，寄托了诗人壮志难酬又不恬淡、平庸的愤激心情，从中使我们看到作者早年渴望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在作者归隐的晚年依然涌动不息。此诗格调激越豪放，感情昂然勃发，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约我们展示了作者人生追求的另一面。而作者晚年所创作的《桃花源记》，则是在作者弃官归隐的长期农村生活中，亲历农田劳作的艰辛，饱尝饥寒交迫的折磨后，对理想社会的进一步探索。这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乱离难、人人劳动、自耕其食、平等和睦和世外桃源，既是作者的理想的生活境界，也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