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莫干山会议

解密莫干山会议《经济观察报》柳红概况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开会的人，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这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上山”开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然而，一直被遗忘、忽略或隐去的是，莫干山会议是怎么开始的？复旦大学的张军研究改革思想史，曾专论莫干山会议，但是他说：“我没有找到筹划这个会议的更多细节信息”。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会议，是谁的动意，谁在组织？一句话，谁搭起了这个台子，捧出各路青年登台亮相、脱颖而出？今年5月出版的《体改所与政策制定》一书，用了不小的篇幅讲《1984年和莫干山会议》，但是据一些当事人讲，其中错讹不少。因为特殊的机缘，我熟悉莫干山会议的几位发起和组织者。当我萌生了记述这段历史的念头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除了一对一采访，也有他们相互间的对话、补正，以及不断追加的新的回忆。这个过程极有乐趣。但愿这篇文字能够加深人们对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会议的了解。谁是发起人？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为此，我采访了朱嘉明、张钢、黄江南。1984年，他们多大年纪？在做什么？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缘起谈及莫干山会的缘起，朱嘉明、张钢、黄江南不约而同地想起天津－北京的火车。黄江南记得，“那时穿得很少，是夏天，我和嘉明等人去天津南开，在火车上议起来。北京青年经济学界已经动起来了，外地青年经济学家还没有。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的活动。南开的杜厦把天大和南开的研究生组织起来，经常找我们去讲课”。张钢回忆，“我和嘉明、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朱嘉明说，“我认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1月，我去杭州，和刘佑成谈过。莫干山地点是我提出来的。1984年夏，我们去天津支持南开的活动，当时，天津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口述，张钢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是用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的。下了火车，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在二楼会议室，让乔桐封整理，回到2号楼定下来，定稿是乔桐封写的”。毕竟二十四年过去了，记忆留下来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和画面。翻阅朱嘉明1984年的日记：9月1日－10日生活工作在莫干山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在莫干山，住329楼。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爬山。我直接组织“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基本上是成功的。至此，可以看到，开会的设想最初萌生于朱嘉明的头脑，然后在杭州和刘佑成、黄江南交换意见决定下来，接着张钢加入，讨论、启动、落实，张钢成为会议最重要的组织者。朱嘉明的日记中有1月份在杭州、3月份在北京与刘佑成详谈、见面的记录。显然，刘佑成是使莫干山会议得以召开的人物之一。我先在网上搜索，知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还做过公司董事长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是后来的踪迹就没有了。通过杭州的朋友打听，还是没有联系上。开会有风险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9月份的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不可谓不大。张钢说：“会议筹备期间搞了一个会议筹备组，我牵头，现在有的书把我写成‘秘书’了。另外，有很多地方称会议有‘核心小组’，其实根本没有，倒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反对。有人好心对我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黄江南说：“浙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地方；二是政府研究部门，从而有了合法性。原来只有报社。中国的事儿，得民办官助。我们要找官方支持。”青年还是中年？“中青年”、“中老年”，现在人们叫得顺口。在中文中，过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对此，张钢认为他有发明权，“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青年？我们当时30岁左右，不是了；中年？不甘心。我记得特清楚，在月坛北小街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行军床。那天我躺在床上，屁股冲着墙，脚翘在墙上，身子在床上，我猛一翻身，叫‘中青年’！后来有人说，‘还中少年、中老年呢’，我们不管，就叫‘中青年’！”就这么定了。会议的全称叫“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谁上莫干山？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商量要在报上征文，以文选人。于是在几家报纸发消息，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就是这条200字短讯，吹响了一个摧枯拉朽的集结号。张钢说：“会议筹备组由《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他们一篇篇过，嘉明把关。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选文章的过程中，针对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论文组发生了争执，最终，他还是被选上了。他也是从这次会上崭露头角。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天津《开发报》一个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黄江南则说是，“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这是趣谈。朱嘉明回忆，“报纸发布开会并征文的消息后，全国影响震撼。不断扩大阅稿队伍，高梁很卖力气，还有蒋跃、张少杰。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选文章时再看地点，平衡地点、题目。比如，讨论价格改革的比较多，从中挑选，再考虑地区。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郭凡生因为反梯度理论，脱颖而出。”朱嘉明在8月13日、14日的日记中都记有：“晚上在《经济研究》讨论九月会议名单”。一经敲定，立刻通报。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接着开会的风险问题，黄江南说：“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这话说得妙！回顾来路，每一个预示改革的动作，都穿行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朱嘉明也一再强调李湘鲁、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为他们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张钢说：“实际上这次会,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合法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更要求我们在新闻方面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们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好在他们基本遵守了这些要求。”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周平写的会议报道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做了广播。《经济日报》会后转发了周平的报道。后人大概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报道。在当时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时候，要想前进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树大招风，坏了大事。《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等都上了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等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他后来再见张钢时说，如果没有参加莫干山会，他不会批准曾经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新闻启示录》播映。莫干山会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这是后话。黄江南记得，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新鲜的会风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据张钢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