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宿命,领受天意

关于中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论文；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脱狭隘的民族观；只有最善良的人和具有真正大智慧的人才能道出这般的谆谆偈语，阅毕欣然，击节称赞。（文章相当之长，思想内容之深，绝非吾等可轻易知之。很长时间没有转发他人文章，惜其珍贵，故而载之。）（Apollo）王康：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战争起源于人之的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6）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的杀戮（1931—1945）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这一罪恶已被制止了整整六十年，但它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后果并未得到应有清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谱系更没有寿终正寝，它们还在世上徘徊留连，不时分孽出新的变种，——我们远远还没有在思想上击败这一罪恶。赢得和平不仅比赢得战争更高尚，而且更艰难。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累积的文明和幸福，经常在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花果飘零，香销玉殒。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战胜战争，和平将变成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的休止符号。战争之所以如影随形，一个宿命般的原因在于，战争的思想几乎不可避免地依附着战争投降协定被胜利者接受。战争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之中，没有任何民族享有铲除战争思想根源的豁免权，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痛切而严肃地反思六十年前终结的那场梦魇以及嗣后六十年来的坎陷歧误时，中国的道路峻急而艰险。没有哪个民族天生残忍、邪恶，怙恶不悛，也没有哪个国家绝对无辜，永远纯洁。“战争”这一人类最可悲的现象、最恐怖的狂欢、最让天地蒙羞的“恶之花”，竟然常常以最高尚、最伟大、最神圣的名义，由最优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献精神和殉道热情的男女完成。最让人类困惑不已的是，战争的惨烈和毁灭力量总与文明的进步和突破正成比。最“优秀”的民族、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化，总是面临着最强烈的战争诱惑。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阴郁悲观的宿命。人类受同类戕害法则驱遣的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某种旨意，践行赋予他们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天命。然而，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但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极而言之，我们也许是在浩瀚宇宙中孤寂飘泊了亿万年的惟一的高等性灵物种无比奇妙、悲怆、绮丽、漫长命运的最后一批见证人，抑或是这个物种盼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幸运儿。如此沉重的抉择，有时就在一念之间。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希特勒及其党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已成为德国民族永难完全洗涤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远的污点。但作为战争发动和失败一方的德国，如果要为自己辩护（当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遗嘱中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国际犹太人集团及其支持者”那类辩护），并非毫无说辞。1946年，86岁高龄的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始写作德国战后第一部反思史著《德国的浩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奠基人，完全承认德国民族传统中存在某种“原始的黑暗基础”，承认德国国家权力的“恶魔”成分，但拒绝承认战后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观点：希特勒主义及其历史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产物。他在呼吁占领者给予德国普通人以“严格的公道”和“人性的谅解”，以免“再次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同时，尖锐地问道：“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中，难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高级的原则和低级的原则、神明的和恶魔的两者，是那么难分彼此地互相转化，——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明颂》的颂歌里咏叹的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吗？”这位“从一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肆虐，乃是由于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公民理想之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权利”的群众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关于人类千年福王国正在临近的神圣福音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严重受挫的代价，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和两大思潮交相激荡的恶果，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一种“恐怖反应”，是西方近代文明整体危机的产物。这位呼吁自己的同胞“在祖国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尊严和自信”的德国史学泰斗，“纯粹出于高傲和幽默”，只字不提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刺激和伤害，更没有提及几乎充斥了欧洲全部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可悲传统：反犹、虐犹、排犹和迫犹。日本虽与德国、意大利同被归为“法西斯轴心国”，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罪行要严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丑陋、凶残、野蛮、邪恶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是天地间侏儒、禽兽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厌恶、最仇恨、最鄙夷、最不屑的天敌，日本的侵略，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中国横亘于最雄浑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间，与地球一样古老。上苍赐予的这片神州赤县尽管历尽沧桑，但其天纵式的辽阔、威仪、尊严、气象却不容世界任何力量触犯凌截。日本只是在中国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岛屿，从来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陆”。神州大陆和蕞尔岛国从造物主那里领受的世界份额和使命负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满永恒不变的启示。无论日本民族的起源多么扑朔迷离，无论徐福率三千童男玉女分乘五十艘楼船东渡岛国的史载多么神秘浪漫，华夏血脉肯定比通古斯人、马来人、蒙古人更有利于日本民族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嬗变演化。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得现代中国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文化血缘关系。世所共知，数千年间中国独步东亚，慷慨大度地将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输赠日本，并赐给那片孤悬汪洋的岛国三个佳名：“扶桑”、“东瀛”、“日本”，其间寄寓的像想与祝福，美好圣洁，不染纤尘。双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携带的不是刀剑枪炮鸦片，而是佛学、中医、建筑、绘画。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带给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关爱，兄长式的提携扶掖。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到农耕时代的“弥生文化”，从“大化革新”到“建武中兴”，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中国的周孔之教、禅宗宝鉴、朱子哲训、阳明学说几乎单独铺就了日本一千余年文明开化的路途。“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日本蒙受中华文明恩惠之深，莫过于日本天皇制与中国的渊源。自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总计247个，全部出自中国典籍，达106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日本近代“开国之父”明治天皇年号取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号则取自《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直到现代，日本有识之士都不敢忘怀中国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以感戴的心情写道：“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里也以庆幸的笔调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两个民间之间，大与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慷慨惠施与衷心蒙受，无私馈赠与全盘师法之间，有如此清晰、单纯、健康而美好的关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曾两度发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风阻受挫。那是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未遂攻伐，与中华本色文明无涉。《尚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纯系一个地理名词，不带丝毫贬意。至于日本南北朝间的武士、浪人、商贾到中国沿海抢掠走私，被中国指为“倭寇”，倒是名符其实的称谓。中国人不持“原罪”说，不在“最后审判”划分“天堂”和“地狱”，裁定“永生”与“永劫”，也不在“轮回”与“涅槃”之间安置生命的归宿，明定善恶。中国的精神和道德立于“人生”这一有限而无穷的形下—形上过程，人的拯救与受罚全在己身，不待外求。中国看重环绕“人”的“人生”与“人间”，看重人之为人的仁爱、忠信、慈悲、羞恶、恻隐、同情、辞让、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胜过一切。日本正是在中国最看重、最珍视、最维护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国的尊严，玷污了中国的荣誉，羞辱了中国的感情，亵渎了中国的灵魂，——全面地逾越了中国所能承载和忍受的极限，铸成空前的道德犯罪。日本侵略中国，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戳母。若无这一最基本的知罪觉悟，形式上的“亲善”、“友好”、“和睦”（即使来自中国方面），任何经贸、“互利”、“双赢”、“共荣”，任何外交“新思维”、战略“互动”、联×抗×，任何罔顾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深创巨痛的“方便巧善”、“灵活变通”、“现实主义”，都是对中国心灵的蔑视，都无补于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对抗。即使具备比德国还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国与日本无故无恩，即使中国曾经有负于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战争（包括侵略战争）的惯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堪称伤天害理的暴行。一战以来，为防止战争对文明和人道的过度毁灭，节制人类自相残杀的暴烈程度，先后制定了多部国际公法，对侵略性质作出明确的界定，严格禁止对城市和平民的空中轰炸，限制和禁止使用毒气，禁止残杀俘虏，禁止奸淫掳掠，禁止残杀政府代表及外交人员。日本侵略中国，公然地、全面地、豪不犹豫地践踏了所有国际公法，超逾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线。德国占领巴黎，除了把纳粹旗帜挂上埃菲尔铁塔，也就在当年法国曾经羞辱德国的贡比臬森林施以报复，让法国人在那里签署投降书，此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杀、暴行、强奸。巴黎上流社会生活几乎照常进行，“自由法国”地下抵抗战士可以很方便、甚至很舒适浪漫地抗击德国占领军。日本攻陷南京后宣称：“占领中国首都是有史以来盛事，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为使中国军民敬仰皇军之威武而归服之”，决定施行“屠城”。最为后世怵目惊心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1940年6月到1945年1月之间，平均每天有879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平均每天有8,794人被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入城式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恐怖的一幕，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中华门后，满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国人尸首。从全面侵华开始，日本就在中国半壁河山对二万万中国人展开细菌战：1938、39、40、41、43、44年先后在华北各地投放霍乱菌，1940、41、42年先后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浙赣铁路播撒鼠疫、霍乱，1942年在广州投放副伤寒菌，同年在云南西部大量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作战…，构成“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日本甚至曾经准备用飞机将300万只疫鼠同时撒布在亚洲各地。自从一战以来，各国军事当局慑于细菌战的可怖后果，在多个国际公约约束下，基本放弃了毒气弹。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苏德之间，无论是德国兵临莫斯科，还是苏军突入柏林，也没有大规模发动毒气战的记录。而日本军队罔顾国际视听和基本人道，从百万大军对峙的会战，到寥寥数名散兵游勇，从八路军游击区到国民党正面战场，从中国正规作战部队到躲在地道、防空洞里的老弱妇孺，一律施放毒气。日本却从不对美国军队发动毒气战，——非不能也，不能为也，不敢为也。天底下最痛苦的是作日本军队的俘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朝香宫鸠彦1937年12月5日接替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发出的第一道盖有他私人印鉴的命令即是“杀掉所有俘虏”。根据这道命令，约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倒在血泊中。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俘获132,134名盟军，其中35,756人被虐死亡，死亡率达27%，创下人类俘虏死亡空前绝后的纪录。1943年，99名美国海军军航空飞行员被俘，送克爱西林日军海军司令部处刑，由日本军人施行活体解剖，若干尸体被日军煮吃。在马尼拉、婆罗洲，日本军将盟军俘虏绑在椰子树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并把阴茎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闻社。几位受难士兵的母亲向罗斯福总统哭泣：孩子为国殉难，但总不忍看到这种惨剧！1941年4月17日，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注、领事莫介恩、朱少屏、随习领事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