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P·亨廷顿徐琪2015.6.2框架第一章引入核心概念、阐释主要观点，构建并提出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章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框架剖析了美国和欧洲政治现代化的不同方式。第三章至第六章详尽地分析了传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不同阶段和方式，是本书的重点。第七章强调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政治稳定上的重要作用。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效能的政体和衰微的政体造成政治差距，比独裁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差距更大。政治差距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关，而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有关。所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有四组衡量指标：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政府力量薄弱，缺乏权威，这会导致信任的缺乏，增加社会成员的交易成本进而导致公共利益的减少。因此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在这里作者显然对机构的利益和公共机构中个人的利益做了严格的区分。作者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现代化过程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稳定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两级：发达或赤贫。为什么现代化过程会导致不稳定呢？作者提出了如下解释：1、现代化过程中新观念的传播提高了人民的期望，而如果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那么将导致社会颓丧。进一步提出了如下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在大多数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现代化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建立新权威）导致政治动乱程度的增加。2、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问题接踵而来，政治组织很难同时处理那么多棘手的问题。3、现代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新观念的传播使不平等的合法性降低。两者结合造成主观上的不平等感，因而导致暴力和动乱。作者最后以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区分了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区分了发达政体和不发达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政治稳定性的高低区分了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和欧洲之比较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权威的合理化（权力的集中）结构的分离（权力的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权力的扩大）。根据这三个维度在政治现实中产生的不同顺序，政治现代化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欧陆型即先权威合理化，继而结构分离，最后扩大政治参与；英国型即先结构分离，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扩大政治参与；美国型：即先扩大政治参与，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结构分离。作者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有重大的区别。欧洲国家的政体权力集中，不同功能的权力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但美国的权力是分立的，且不同机构分享各种不同的权力。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有英国都铎时期的遗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贵族、僧侣等传统势力的反对力量大，因此需要集权来对抗传统势力，而美国反对现代化的力量相对弱小，所以集权程度就不高。美国社会天生就是现代化的，因此无需强大政府来实现社会现代化。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前身多为传统国家，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多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的经验。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作者首先指出政治体制的两个基本功能：政策创制和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对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政策创制和新社会势力的动员。作者指出权力如财富即可扩大又可缩小，即可集中又能分散。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治现代化时间维度上的三个挑战：首先集中必要的权力在传统政治、经济、社会中造成变革；其次扩大权力，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团体参政，创立一套现代体制；最后在各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的诉求下确立团体和机构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两个悖论。第一阶段上的现代化悖论是：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现代化的专制，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而专制主义反而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第二阶段上的悖论是：君主集权的改革造就了渴望参政的新团体，但却由于专制而缺乏参政的制度化途径。这深刻地反映出君主制等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作者由此提出了君主制覆灭后国家走向的三种可能：寡头君主制（君主只是合法性象征，实质是寡头统治）；普力夺政体；全面革命：重塑社会和政治。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普力夺”指政治的社会化，在这种社会里军队、商人、学生、劳工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普力夺社会具有如下特征：没有政治制度的合法中介和政治共识；权力支离破碎，权威减弱；缺乏共同体和有效的政治机构；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根据政治参与的不同阶段，普力夺社会可分为寡头普力夺、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和群众普力夺。寡头普力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地主、教会和上层军官主宰社会，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不明确，统治阶级集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几乎所有的寡头普力夺都会过渡到激进普力夺，具体的演变有三种途径：独立战争；中产阶级参政；西方殖民主义。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根源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典型特征是城市的不稳定。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农村将发挥类似“钟摆”的作用。如果政府能获得农村的支持则城市的不稳定遭到遏制。如果农村地区保持冷漠，那么政府则听任城市暴民和学生的摆布。如果农村反对现有制度，则将爆发革命。激进普力夺表现为中产阶级参政，其中最积极的是学生和军人。因为没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在这种社会中，一个集团的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进而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劳工作为一个集团参与政治标志着从激进型普力度演变为群众型普力夺。普力夺社会往往陷入政治动乱的恶性循环，趋于固守和往复。那么如何才能跳出普力夺社会的“诅咒”，亨廷顿认为政治行动成功的机会取决每个阶段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领袖。在寡头普力夺时期，如果贵族和寡头能主动寻求选票发展政党，则国家可能摆脱普力夺社会。如果不成功则中产阶级开始参政，社会演进到激进普力夺阶段，此时机会落入军人之手。如果军人适当限制政治参与，努力建立社会秩序则可成功摆脱激进普力夺的纠缠，否则社会将进入大众普力夺阶段。此时建立政治秩序的机会落入革命者之手。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亨廷顿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革命是罕见的，是现代化特有的，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意识迅速扩展，新集团被迅速动员投入政治去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二是创立新的政治制度。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政的愿望并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施压方能实现自己的要求。作者将革命划分为两种类型：西方型和东方型。西方型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软弱的传统政体，革命发生在传统政体极为软弱或崩溃之时；2、革命开始于城市，迅速取胜之后向农村地区扩展；3、革命中斗争的双方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东方型革命的典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基础狭窄的现代化政权；2、革命开始于农村，经历漫长的时间夺取城市进而获胜；3、斗争的双方是革命者和政府。作者对现代化国家中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及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经典的分析。作者认为游民无产阶级看似革命实则保守，原因在于他们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生活已经相对改善，他们更关心吃、住等现实问题而农村传统的价值观使他们倾向于政治消极。产业工人一般只关心具体而经济性的目标，不会刻意去改造政治秩序。中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性很强。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在大学里。当然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扩大，这个阶级会渐趋保守。农村在革命中则扮演着“钟摆”的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源泉就是革命的源泉。农民的革命性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存条件。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缴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既然如此，革命的可能性就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合作。作者认为成功的革命会产生如下成就：扩大政治参与，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促进新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形成；重新确立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发展之间的平衡；创制新的政治共同体和公共利益；更新道德。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改革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特权集团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相应改善。它带来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更广泛参与。亨廷顿认为改革比革命更困难。第一，改革需要对保守和革命势力展开两线作战。第二，改革者要更善于控制各种社会力量，而且要善于控制改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第三，改革中要考虑各项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并且要保持一系列的平衡。据此作者提出了有效地改革策略即战略上的“费边战术”和战术上的“闪电战术”。所谓“费边战术”即隐瞒改革的总体目标，进行渐进的、切香肠式的改革，而“闪电战术”即使全面的、迅捷的改革。改革者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动员新兴集团参政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的支持者都强于反对者。作者还论证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还是“替代物”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概括说来迎合温和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迎合激进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城市知识分子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在革命力量处于最小和最大时期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在革命力量处于强弱之间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作者在最后强调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认为平均地权的办法将会极有利于政治稳定。第七章政党与政治稳定强有力的政党可以确保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作者非常重视甚至推崇组织尤其是政党在政治稳定中的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党在克服君主政体的固有矛盾中、在面对普力夺政体的紊乱中都能发挥自己无可取代的作用：政党体系可以在动员社会力量参政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很好的组织，使得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行不悖；政党可以在集中权力之后将产生的新兴社会团体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以保持政治稳定；政党可以将政治（输入）和行政（输出）分开，成为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的渠道；政党还可以弥合城乡差距。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政治较早的制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制度化。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迁，政党体制才会随之变化。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亨廷顿显然更倾向于两党制。作者认为政治的自然运动趋于两党制，这是当朝和在野自然两极化的结果。两党制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它深深根植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中，也根植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两党制的具体优势在于：1、不同于一党制的政党主宰社会势力和多党制的社会势力主宰政党，两党制能在社会势力和政党间维持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2、两党制同化新的社会势力无需如多党制那样去建立政党，也不向一党制那样只能建立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