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见证了盛世唐朝的辉煌。一千多件深埋地下的金银器、玉器、铜器富丽堂皇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一时间玉润华光，追魂摄魄。千载以来，那个令人神往的泱泱大唐，只是存在于无数文人墨客的浪漫吟唱与无尽追怀之中。而此刻，大唐王朝以如此骄傲雄辩的姿态，清晰地复活了。在这些价值连城、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唐遗宝”之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马镫酒壶，显得朴实无华，毫不起眼，甚至那么简陋寒酸。然而，谁也别小看这只小小的酒壶，它后面所承载的，是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故事，是一部整个大唐跌宕起伏、由盛而衰的沧桑历史。从出土那一刻起，它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强盛王朝的悲喜剧。它准确的全称，叫作“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酒壶”。这件文物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中间有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骏马。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匹马的嘴里，不知为何竟然衔着一只大大的酒杯。原来，这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而是传说中唐玄宗无比珍爱的“舞马”。唐代许多文人都曾留下了有关舞马的诗词与文献。著名诗人张说曾经当过李隆基的宰相，他是目睹过舞马为唐玄宗祝寿场面的人。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一诗中写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脐。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张说在诗词中详细描写了舞马纵横应节，徐行跪拜的舞姿。而这件壶上的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之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千年之后，史诗互证，张说诗中描述的景象，和这件银壶上的舞马形象完全一致，让我们得以穿越岁月的烟尘，去领略那消逝于历史深处的盛世繁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发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银壶上的这种马就是为李隆基祝寿的著名舞马。根据文献记载，唐玄宗曾下令训练了四百匹这样的舞马。这种舞马表演的训练过程极其繁复困难。音乐和舞蹈都十分复杂，舞马要紧密配合千变万化的音乐节奏，做出各种复杂优美的动作，“奋首鼓尾，纵横应节”，一会儿腕足膝行、踏步徘徊，一会儿扬鬃跳跃、进退侧转……其惊险高难胜过任何现代的杂技，足令人惊叹绝倒。然而，极尽享乐之能事的唐玄宗还不满足于此。他创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马舞形式。在他生日宴会的马舞表演上，他命人抬来三层板床互相叠加，令舞马踏步而上，旋转如飞。又命一些壮士高举一榻，令马在榻上起舞。周围是一帮年轻漂亮的少年乐工吹奏乐曲，配合表演。今天奥林匹克马术运动的竞技项目盛装舞步的比赛，是在长60米、宽20米的平整沙地中进行，如果与唐玄宗创造的这种高难度马术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舞马，似乎具备一种天生的神奇乐感。它们披着锦绣衣服，鬃毛系着贵重的珠玉，浑身充满灵气，一听音乐响起，便情不自禁地根据指挥者的手势从容踏步，前行跪拜，纵身飞腾，曲膝翘尾。无论动作多么复杂多变，都显得气定神闲、风度翩翩，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最后一幕壮观的压轴大戏，就和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酒壶”刻画的情形一模一样，上百匹乖巧灵活的舞马，同时口衔酒杯，半跪于地，向唐玄宗进酒祝寿，恰如诗人张说所描写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太平人间，美景良辰，盛况空前，连这些舞马也沉迷其间，全都喝醉了。可以想见，在一片盛世繁华、莺歌燕舞之中，自诩为一代英主的唐玄宗，该是何等的自豪！然而，谁能想到，这些舞马的命运，很快就会落得像杨贵妃那样凄凉悲惨的下场。天宝年间表面上四海升平的景象，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渔阳鼙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国转眼间就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落日余晖。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入蜀中。叛军攻破长安，一把战火将舞马艺术焚烧殆尽。叛将安禄山趾高气扬地来到皇宫，他先前曾经观看过天宝马舞，一时心血来潮，便命人立即搜捕马舞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逐众多舞马一路贩卖到洛阳。后来，这些舞马流落民间，几经辗转，被叛军主将田承嗣所得。田承嗣一生桀骜不驯，凶残成性。这样一个只知杀人的魔王，哪里知道这是娇贵难得的舞马，便将其当普通战马来奴役驱使。这些原本养尊处优玲珑剔透的舞马，如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里那在前线不堪重负的马儿一样，不久就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有一天，田承嗣在军中犒劳叛军，令人奏乐助兴。拴在一旁的舞马们一听到熟悉的音乐声，便条件反射一般随乐翩翩起舞。叛军官兵大惊失色，大呼这是中了邪的妖马，操起乱棍就打。这些舞马根据平时的训练习惯，认为这是主人责怪它们的舞蹈没有踩在节拍上，跳得更加卖力，以求更加整齐合拍。看马人吓坏了，跑去报告田承嗣。正在酒兴上的田承嗣一笑置之说，还报告什么，赶快捶死不就行了？于是众人棍棒齐加，一时马血飞迸，惨不忍睹。可怜那些舞马，跳得越起劲就被打得越厉害，而打得越厉害它们就以为自己跳得还不够好，于是又跳得更加卖力。终于，一匹匹珍贵的舞马，纷纷血肉模糊地惨死于棍棒之下。军营顿时血流成河，当时人群中也有知道这是舞马的人，但惧怕叛军的暴逆，无人敢站出来说话。一种在唐代达到巅峰的成熟绚丽的马舞艺术，随着舞马的零落惨死，从此在中原地区销声匿迹了。残阳余晖下，中唐的诗人王建想起唐玄宗生日的“千秋会”上那盛大辉煌的马舞场面，无限悲伤地为舞马的历史写下了一首凄凉的挽歌：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著音声总举头。舞马的命运，成为大唐的缩影。一个费尽移山心力，才开创伟烈丰功的王朝，一个留下开元盛世、贞观神话的王朝，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举国麻醉的状况下，葬送了大好河山，将万世功业，都付与断碣残碑，苍烟落照。马嵬坡下，当众叛亲离的唐玄宗在风雨飘摇中独自徘徊时，那是怎样一番懊悔的心境？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重演。而且这个民族的悲剧，总是与马相关。一张《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历史纪录片，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汴梁城有据可查的职业就有九百种。据考证，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但就是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存在了167年，便以两个皇帝的被俘而黯然谢幕。而作为最后结局的一幕，在马背之上居然演绎得如此惨烈。公元1156年7月的一天，金国的首都燕京，风和日丽。在第四任皇帝完颜亮的主持下，文武百官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马球比赛。两支队伍的领队在被俘前，也都曾是皇帝：一位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宋钦宗赵恒；另一位是辽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的两位皇帝都曾是马球高手。马球，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而奢侈的游戏。两位皇帝被俘以前，这种游戏是他们玩物丧志的罪魁祸首。作为胜利者的完颜亮，今天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怀着蔑视的心情，开始欣赏一场精心设计的残酷大戏。他下令，由两个被俘的皇帝，各自率队进行一场马球比赛。很快，身体孱弱、患有严重风疾的钦宗皇帝从马上摔下，被践踏而死；而耶律延禧企图纵马冲出重围逃命，结果，被乱箭射死。最后，完颜亮一挥手，乱马奔腾，将两位末代皇帝踏成肉泥。场面之悲惨，令人不忍目睹。人们不禁要问，造成这种“娱乐亡国”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回想历史上古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崩溃，不是由于道德败坏，而是由于帝国内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至于帝国时期罗马人的奢侈、浪费行为，并不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而是国家衰落的结果。但文化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们活动的刺激物。也许从历史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去寻找答案，才能还原真相。南宋偏安杭州后，一位大臣总结北宋灭国的教训，沉痛地说了16个字：“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宋代这种全体国民“泛娱乐化”的结果，使得时代精神无限度“缩水”，导致整个民族集体缺钙，对北宋国民的文化心理、人格基因、精神风貌带来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豪放，被“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凄清婉约所取代的时候，已经映射出这个国家气数将尽，不亡也难！由于宋朝统治者弘扬理学，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孱弱阴柔的官僚习气和市井文化弥漫整个社会，多少驰骋疆场的伟丈夫，成为吟诗作画、手摇羽扇的书生清客，社会价值观念的颠倒，已悄然淘空了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历史虽然在前进，谁又能说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当大众文化这个词汇，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出现在当代中国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更成其为不变的核心。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文化娱乐功能的过度畸形发展，使文化的消费功能停留在最浅层次上，终止了向高级快感的转化，这样就把大众文化需求降低为消遣和娱乐，从而扭曲、篡改、操纵着大众的文化需求。在当下这个媒体时代，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不仅是躯体的欲望，也是一种精神表演。泛娱乐化，撇开社会文化心理原因，更多的是现代技术方式和商业利益，共同导演的一场虚幻的游戏。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样一本文化檄文似的书中这样声讨媒体时代的“泛娱乐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而另一位巴特勒•谢弗教授显然更为悲观。他在《作为娱乐的战争与政治》中说：娱乐培养了一种被动意识，它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悬置自己心中的怀疑”……一旦我们满足于被娱乐（将注意力从现实转移到幻想），让自己的情感被那些精于调动无意识心理动力的人所利用，我们就会被制造这场“秀”的人所操纵。是这两位美国学者杞人忧天，还是娱乐时代的人们麻木不醒？娱乐至死，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还是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其实早在1998年，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就用一个近乎残忍的故事，给了人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影片展现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楚门，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电影里，男主人公楚门只属于他信以为真的那个世界——一个被操纵的虚拟世界。他的出生、成长，一切的喜怒哀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包括他的死亡，都将在一个被人为操纵和设计好的舞台上演，并被电视机前现代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们驻足观看。他们已经与屏幕里的楚门融为一体，朝夕相处。离开楚门，他们的生活将无以为继，生活将没有意义。然而，在这个媒介战争的时代，谁能有十足的底气说，自己与楚门的命运无关呢？今天，娱乐对人的驾驭和控制无孔不入。大众文化以它感性、快乐、轻松的形式和内容，释放了千百年来压抑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快乐“本我”。2005年10月3日，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出版。新晋超女冠军李宇春的肖像，赫然出现在封面。题目是：亚洲英雄。一时间，除了疯狂的“玉米”们弹冠相庆，国内众多媒体也纷纷热情跟进。“超女旋风”演变为一场盛大的全民狂欢，热潮持续不退。直到3年后，在南方某家著名媒体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宇春仍然以高票和袁隆平、杨利伟同榜而列。在一片热议与争论声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时代周刊》这样一段看似无心插柳的评论：《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这一刻，美国已经等了17年。早在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这位二战时曾以一名海军少校的身份出生入死的军人，而今看透世事风云，他坚定地认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在这本书中，尼克松耐心地告诫他的同胞：我们要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用色情去侵蚀中国人的文化，当有一天，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而他们中国年轻人，就会成为垮掉的一代。先不管这位连自己的命运也未能预测的总统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但《超级女声》在中国第一次用娱乐的方式回应了上个世纪巴赫金最负盛名的狂欢理论。在这个缺乏狂欢精神的国度，上演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颠覆传统的娱乐大戏。其实对于这种迟早都会到来的现象，上个世纪两位犀利敏锐的英国作家，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