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为“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霍尔、莫利从研究内容来看，文化研究学派讨论最多的是“再现”问题，形成了二元论的研究倾向，阶级，性别，种族等研究领域渐渐定型。在方法上，由于社会学学者的加入，文化研究学派也吸收了实证方法，最为突出的是“民族志”的受众研究。定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站在普罗大众的角度对媒介文化进行符号分析，试图使民众找出反抗既有体制的符号民主之路。法兰克福把研究重点转向大众文化批判，无疑是颇有眼光的。正如学者雷颐所说：“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几十年盛而不衰，就在于它能紧随„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能够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14]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成员则站在大众的角度上来考察媒介文化现象，在侧重受众对媒介现象的能动解读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陷入了文化民粹主义的陷阱。从整体上来看，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批判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从精英到民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本雅明除外）大多是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者，他们站在精英立场对大众传媒做审视。当看到媒介权力无处不在的时候，当看到广告铺天盖地、有形无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内心中的社会责任感自然油然而生，于是要做民众的启蒙者。做启蒙者的前提是他本身已经启了蒙，这无疑是种精英主义的立场。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化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精英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顽固”坚持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上。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明显的是逆阿多诺思路而行的。英国文化研究千方百计否定阿多诺们对媒介文化的指控，致力于挖掘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激进潜能。他们在挖掘受众的能动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文化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