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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哲学基础詹宏伟（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3级本科生）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哲学基础的根本缺陷是贬抑和窒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严重枯竭和动力严重衰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提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化改革的新方向，其要义就是要更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沿着这一方向的深化改革，必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力。关键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教科书哲学，改革，市场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建国初期，我国不得不仿效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总体来看并没有走出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实事求是地看，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绩，但不能否认，这种体制越到后来弊端越明显，其中一个根本缺陷是忽视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今天，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我国的体制转轨任务尚未完全完成，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残余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影响力，制约着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挥，阻滞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的剖析，显然有利于明晰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有助于深刻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思想的深刻意涵和重大意义。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缺陷（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计划经济体制”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否定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制度的严重社会后果，最早提出了有计划发展经济的思想。他们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列宁接过这种设想，他明确指出，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百万人都遵守一个计划的经济机体。斯大林把这种思想发展为国家全面控制经济的具体做法，从而为苏联模式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2定了范式。他曾说：“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因而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交换”，在苏联取消“商品经济”。①他还说：“我们的计划原则与资本主义诸国不同，它的范围，并不仅以各托拉斯和辛迪加为限，而是要扩及整个工业和农业、财政、运输、国内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②十月革命胜利后，迫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列宁曾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军事化的体制，取消商品货币，实行实物配给制，是应对战争的严酷形势所采取的一项特殊的体制。但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也造成了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主要是严重挫伤了人们群众的积极性，遭到工人、农民的反对。列宁的可贵之处是，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他不是从本本而是从实际出发，很快发现原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并迅速作了理论和政策的调整，提出并推行“新经济政策”，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存在，恢复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为经济建设服务。针对当时流行的把商品生产看作历史倒退的观点，列宁曾严厉批评道：“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③列宁实际上提出了利用有国家调节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可惜，伟人过早离世，“新经济政策”及相应的思想没有得到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掌权后，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很快把苏联引上了全面执行计划经济的道路，此后直到苏联解体，70余年时间中，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多大改动。这一体制有其历史功绩，迅速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模式越到后来越显得僵化。在这种体制下，除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外，在经济运行方面，国家通过计划的制订和贯彻，实现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参与和控制。计划是指令性的，就是行政命令，计划具有法律一样的效力和强制力。计划体制对经济发展采取一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9、611页。②《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28页。3种类似于军队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完全否定了基层、群众和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苏联有一个编制计划的最高职能机关——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在各级政府中都设立有分支机构，便于从上到下的控制。计划委员会不仅制订经济发展的宏观计划，而且为成千上万的国营工厂、集体农庄制订具体的生产计划，以实现对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控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完全由国家计划规定，“企业的年度、季度甚至月度计划都要由中央审批，甚至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①计划在国家经济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正如苏联领导人古比雪夫说的：“在我们的计划体制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至于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计划工作之外。”②（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主体性的丧失与活力的衰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政府计划不仅大包大揽，管得太细、太多、太死，而且忽视劳动者物质利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经济失去活力和动力。在农业方面，自二十年代末起，苏联过早推行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这不但妨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集体农庄内，由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消极怠工，纪律涣散，对此，苏联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集体农庄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常有这样的时候，懒汉竟比埋头苦干不耍滑头的庄员分的粮食还多。……庄员们对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许多人甚至在大忙季节也不出工，一部分集体农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细，糟蹋得厉害。”③工业生产部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管得太死，一切指标措施都由指令性计划规定，加上生产过程中缺乏激励机制，劳动与报酬脱钩，因此企业中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193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整顿劳动纪律的决议指出：①刘克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②转引自刘克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8页。4“企业中不安心工作者、懒汉、旷工者和贪图私利的人……给工业、运输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只工作4～5小时，白白浪费其余2～3小时的工作时间，国家和人民因此常常每年损失几百万个工作日和几十亿卢布。”①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新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国营企业的产品不进入市场，没有竞争压力，因而企业不会为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率而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产品规格几十年如一日，造成技术水平长期落后。无论在工业还是在农业方面，苏联的劳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苏联与美国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②苏联模式极端缺乏后劲和活力，后果严重。撇开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不说，（这方面问题更大），单看增长速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急剧下降，1976——1980降为3.7℅；1981——1985年持平；1986——1990年为2.5℅，1990年首次为﹣2℅。③这样，计划经济体制粗放的增长方式唯一的“优势”——高速度增长也维持不住了，因为这种体制严重窒息了劳动者主体性或主人翁感，动力不断递减，不可能维持长期的高增长。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要素，它的主体性、积极性、活力被窒息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源头活水，这是苏联计划体制后来日益走下坡路乃至苏联巨变的一个根本原因。苏联计划体制越到后来弊端越明显：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排斥市场经济，妨碍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以及竞争意识、开放意识、现代民主法制意识的形成和增强；政治上存在一个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形成了整个社会对政治权力的金字塔式的依附，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人们崇拜“救世主”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继续蔓延，不仅导致了斯大林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悲剧，而且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中，封建主义政治影响得不到有效消除，成为人们产生、形成现代民主法制意识的严重深层障碍。总之，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不可能有个人和民众的主体地位，不①《苏联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指示汇编》第2卷，第655-676页；转引自刘克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②转引自江流，陈之骅：《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③转引自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5可能发挥个人和民众的主体性。二、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缺陷：忽视和贬抑人的主体性作为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辩护的苏联教科书哲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哲学基础。①因此，有必要充分揭示苏联哲学及与之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贬损人的主体性（包括个人主体性、民众的主体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完整地将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统一起来了，既高扬人类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是由历史地肯定人类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把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的“剧中的人物”也当成其中的“剧作者”。但为了破除统治人类几千年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加之为了论战的需要，②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理论阐述的侧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和规律性方面。可是，在传播过程中，马克思哲学多次遭到歪曲，其理论的完整性多次遭到割裂，突出的表现是，用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和规律性去否定或贬低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致使马克思哲学历史主体性思想一再被遮蔽，人在社会发展中“剧作者”的地位被忽视甚至取消。有代表性的理论和思想有：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派别、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等。（一）第二国际在第二国际之前，最早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重视人，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青年派”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①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将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张系统化并提升为特定的研究模式：意识形态先行，哲学为政治服务。具体讲，即先有某种理论，再按理论制定方案，如‘集体农庄’蓝图，然后进行思想发动，组织人民向计划的蓝图迈进。这里，意识形态走在一切社会变革之先，全部实践依计划进行。不允许一切有悖于此的做法，无所谓自由可言。”参见郭凤海：《自由的歧路——“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启示》，《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②恩格斯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6一样地玩弄这些人”。①这样，马克思对客观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