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前前后后

范长江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前前后后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在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于当月29日接到中央调令，立即赴北京任职。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范长江此次奉调入京，就是去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主持党中央机关报的全面工作。新近发现的档案则表明，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没有做此决定。要范长江主持人民日报社事务，应该是1949年12月间的事情，而且事情来得有些急促，中央领导人应时而变，才确定了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社的任职。平津战役时考虑出任新华社秘书长早在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期间，中央领导人已着手筹建新中国的新闻管理机构，并且确定由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总负责。12月1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提出了占领北平、天津后组建“报纸、通讯社、广播和国际新闻宣传”这4个领导机构的设想草案。从字迹推断，该报告由胡乔木起草。报告提出，占领平津后该区域的报纸负责人，在章汉夫、张友渔、钱俊瑞3人中择其一主持。通讯社（应是指进入首都之后的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由胡愈之任社长兼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陈克寒（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范长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秘书长管理日常社务。但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陈克寒和范长江合作得不好，则考虑范长江“参加报纸报刊工作”。报告提议，由廖承志负责广播事务，徐迈进、梅益、温济泽为他的主要助手；国际新闻主要分英文和俄文两部分。如果章汉夫不参加报纸领导，则由他担任国际新闻宣传总负责人兼英文部主任，吴敏（即杨放之）为俄文部主任；如果章汉夫将来负责香港事务，则换成当时正在香港的乔冠华来担任初议中由章汉夫担任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中宣部仍然在考虑，在解放北平后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而河北石家庄地区的华北军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可迁入天津成为河北省委机关报。报告还指出，如果进入北平办《解放日报》，除暂提上述3个人选作为主要负责人之外，副总编辑一级的“主要编辑人员”应包括邓拓，另从华北人民日报社和东北日报社各调一人担任。由此可以判断，此时范长江在中央机关报3位候选人名单之外。中宣部的这份报告是作为草案供书记处参考的。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收阅报告后即用毛笔批示：“廖承志应抽出做青年工作。广播管理处可以范长江或其他人任。”刘少奇的批示未见签署日期，但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此后廖承志即转而负责中央青委工作，为成立团中央进行准备。而在刘少奇的批示中，可见范长江又被当做负责广播事务的领导候选人。南下创办《解放日报》胡乔木起草的中宣部1948年12月10日报告内容后来并未实现，因情况有很大变化而不再提起。首先是胡乔木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进入1949年后的新华社仍然承担着发布“新华社社论”的任务，胡乔木经常撰写此类社论。新华社日常事务由副总编辑陈克寒负责。原先担负新华社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范长江转而负责报纸工作，他于1948年12月担任北平“新闻先遣队”总负责人，负责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随后又担任1949年2月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这时，中央领导人做出新的决定，华北人民日报社将迁入北平。由于将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那么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将是顺理成章的。为此，中央决定将《解放日报》移交给第三野战军，解放后在上海创办《解放日报》；而《人民日报·北平版》则在华北人民日报社迁入北平后转办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根据这个情况，1949年3月8日，新华社总社电告北平市委和范长江本人：“中央决定长江同志担任新华社第二副社长，并拟要他参加（南）京、沪接收工作，请令范即脱离（《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社，专心布置新华总社迁（北）平的准备事宜，并于本月内回总社一行。”可见在这个时候，范长江还没有接到去上海前线筹办《解放日报》的委派。在社长张磐石安排下，华北人民日报社人员于3月中旬之前陆续来到北平，开始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范长江奉命先回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新华总社，随后又去了太原前线，进一步学习总结了在大城市接管国民党报刊电台的经验。他于1949年6月初到上海，全面负责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据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访问吴象的记录。吴象原是《人民日报》前线记者、《山西日报》采访科科长，他接待了前来考察工作的范长江。后来吴象曾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奉调回京任新闻总署副署长因承担着过于繁重的工作，胡乔木于1949年5月1日向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提出了一份关于新闻组织领导工作的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使胡乔木本人集中力量于主要事务，打算由陈克寒负责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胡乔木建议，为管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事务，即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周扬、陈克寒、廖承志、张磐石、范长江，加上“工、青、妇”方面各一人组成，由刘少奇任书记、胡乔木为副书记。对这个报告，毛、刘、周、朱均圈阅。周恩来将原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为“中央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圈阅件上，刘少奇的名字圈去了，确定胡乔木为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于5月3日批示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范长江在上海的工作是暂时的，中央领导人早有意向，在上海事务稳定后调他回京任职，但不是调范长江去上面提到的“委员会”。1949年10月10日，中宣部和中组部联名致电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通知说，中央决定调范长江到北京工作，请通知他在接替人恽逸群到达上海后即行交接，返回北京。范长江回北京的使命是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回到北京，确实是投入新闻总署工作的。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包括胡乔木在内，新闻总署总共有32个工作人员。邓拓提议向人民日报社增调得力干部1949年8月，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人民日报》社论的撰写，而且编辑部事务也相当繁重。当时的人民日报社人员主要由原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和张磐石领导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两部分组成，他们来自太行山根据地的南北两端。两报社合并后，在编辑部岗位上原晋冀鲁豫的干部比重要大一些。邓拓切身感受到，两报社原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存在着差异，乃至原先两支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的“山头”意识也会影响到整个队伍的团结和协调，必须要认真对待。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原先的“两大报”和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办报，编辑部人员对城市工作和生活或是生疏或是原本就不熟悉、不适应，管理粗放。针对以上情况，邓拓于12月1日向主管领导胡乔木提出报告，并请他转呈毛泽东、刘少奇，指出“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着致命的必须根治的缺陷”。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严重地脱离实际的现象”。全国性的新闻依靠新华社供稿“尚无窘困”，但是关于各地的稿件严重不足，依赖“剪报”，“盲目被动”。2.“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只有笼统的‘大家负责制’，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3.“干部量多质低，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现在编辑记者虽还有127人”，但普遍的水平低，甚至编委成员中也有此情况。“在现有干部中，有的资格较老，眼高手低，工作搞不好；有的能力较强，但没有放手使用，也就不敢负责。”4.“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部工作配合不好，对技术改进不积极”。为此，邓拓希望中央向人民日报社增调干部，同时对编辑部进行调整。首先，“增调两三个可以单独担负一般编辑工作、能写评论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此处应是指，要求调配几名副总编辑级别、能编报能写评论的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来。其次，“改组编辑部，以政治与业务即德与才两项标准为主（不强调资历），调整编委、组长（科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加强编辑和计划性政策、业务的检查与总结，建立新闻工作的正规化制度”。邓拓还提出3点建议：由副社长或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按上级意图组织报道，挑选部分得力记者与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在各省市组织特约通讯员。应该说，邓拓在这份报告中语气凝重，引起了胡乔木的重视，很快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促成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接到这份报告，毛泽东于12月4日作出批示：“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这封信直接促成了范长江就任新职。其实，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由谁来主持党中央机关报？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里就有所考虑，而且将范长江作为重要人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莫艾在《毛主席约谈记》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初在延安枣园约见他的情形。当时莫艾在延安解放日报社任采访部记者，他采写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报道刊登于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并约见了他，约见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座。这次约谈近4个小时，且邀请共进午餐。谈话开始后，毛泽东向莫艾详细问及“大后方”新闻界的情况，特别询问了范长江的近况，对他表示十分关切。谈话中，毛泽东面对博古、也同时对莫艾说，党的新闻工作将来还是需要他办的。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选调范长江主持《人民日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范长江已有长期观察，加上转战陕北期间范长江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彼此熟悉了，因而毛泽东认定范长江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中央机关报的合适人选。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范长江于当月即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主持全面工作。自接任起，胡乔木不再任社长，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磐石调任华北局副书记，邓拓任副社长并继续担任总编辑。从邓拓提议到毛泽东批示，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全局工作，这个人事安排落实得很快，有利于增强来自太行山两端的新闻干部群体之间的团结。综上所述，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担任社长应该是在毛泽东于邓拓的信上批示之后很快确定下来的。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任职时间应在1949年12月中旬，或稍后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