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叙事视角分析

茅盾小说叙事视角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对茅盾长篇小说的影响茅盾对长篇小说情有独钟，他以明快的社会科学武装自己，又研究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演进，加上在大革命旋涡里的一番经历，茅盾是立意要写时代精神，社会全局以及存在的尖锐矛盾和重大题材。茅盾的这些构思，显然只有“长篇小说”能够容纳。茅盾曾回顾说：“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减短似的。”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主要全知叙事视角、限知叙事、全知和限知交替使用、纯客观叙事这四种叙事视角。所谓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和他所叙故事之间的关系。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曾提出三种小说的叙事视角，即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1]中国传统小说家最常用的是全知叙事。何谓全知叙事？它指的是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小说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其作用有利于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透视与剖析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茅盾是左翼作家的领军人物，他始终坚持的是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之路，注重题材的重大性和时代性。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茅盾在将全知叙事运用到长篇小说里，均表现出在传承的特征。茅盾先生历经“五四”与“五卅”革命运动，也感受过新旧文学的冲突。换而言之，茅盾在进行创作时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养分，即用了中国传统古典小说里常用的全知叙事视角进行创作。比如在《子夜》的开篇就是运用了全知叙事视角，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场面将小说的主要人物、主要矛盾逐一呈现出来。当然《子夜》这一部小说并非全是用的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始当中也运用其他叙事视角。比如林佩瑶，在吴老太爷眼中她是妩媚妖冶而可怕的；在叙述者眼中，林佩瑶却是善解人意的。作者交换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将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从平面走向立体，为读者呈现不一样的视觉美感：其一、人物性格的全知叙事方式。茅盾善于在激烈的时代矛盾中刻画人物。在小说《虹》中，人物性格同样是在深刻的矛盾与张力之中得以丰满化。从主人公的身上，既看到旧家庭伦理观念对她的束缚，也鲜明地感受到新思潮对她心灵的唤醒。而在小《子夜》这部小说里，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性格中的精明能干、又刚愎自用、凶狠冷酷无一不是在矛盾之中展现的。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与工农群众之间、与其他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也是读者窥测人物内心世界的切入口。其二、人物设定的限知叙事方式。茅盾侧重于关注群体的“人”，社会的“人”，他习惯于在写出人物的阶级特性以后，再关注他们“个人的特有的个性”。因而，茅盾笔下的人物总是打上阶级的烙印。透过茅盾笔下的人物，不但可以看到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且也认识了他们所属的时代。除此之外，他的笔触往往直指人物的灵魂深处，挖掘出他们身上的性格弱点，揭示他们深层次的精神悲剧。其三、对于背景的纯客观叙事。茅盾的写作目的，最重要的，是报导直接的经验还非常新鲜、毫不含糊的时候使它们记录下来。在现实尚未成为历史时，就立即极为准确地抓住它，这就是茅盾艺术的基本原则。这一和现实紧密联系的创作特征，与新闻记者追捕“热消息”有一定的区别：不是纯粹的客观新闻报导、而是将现实事件消化与反馈。其中有作者对整个事件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也蕴含着作者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或情绪。比如，《蚀》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析的心灵历史，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真相：在《幻灭》里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虽个性解放的自由追求至幻灭的全过程。现实的残酷与丑陋，是造成静女士追求之梦破灭的根本原因。作品通过静女士追求的一次次幻灭，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状貌，表达了茅盾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除此之外，茅盾还借由作品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不切实际思想进行揭示和批判。在《动摇》里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再现。作品借对一个小城市的政治风云变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时代社会的艰难与残酷，以及很多“革命”的虚伪残暴真相。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方罗兰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胡国光是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作品的“动摇”指的就是方罗兰的对反革命的妥协动摇和胡国光背叛对于革命的背叛，他的决策失误是导致革命事业失败的最关键原因。《动摇》犹如一面镜子，从一个小县城的政治风云变幻，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历史状貌，也体现出茅盾对于现实的深沉忧虑和悲观性评价。而在《追求》中写的则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悲剧。曾为革命的潮流所激荡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氛围下，他们的内心充满失落、彷徨、苦闷和颓唐。作品主要写三类人物的追求道路。一个是张曼青，他选择的追求方式是教育，但在黑暗社会的打击面前，他的教育强国之梦破灭，自此变得消沉，最终成为一个社会的完全的失意者。一个是从事新闻工作的王仲昭，他身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新闻改革的追求趣向，但他选择的追求方式主要还是爱情，他希望以爱情的追求来躲避现实的压力。作品对这种爱情至上、以爱情为避世方式行为的浅薄性和虚伪性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和批判。作品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章秋柳，她的追求方式也最为特别。在革命失败、精神饱受挫折之后，她作为一个青年女性，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对社会表示反抗。她追求的是肉欲的放纵。她曾试图以性爱来抚慰他人，但却染上梅毒，面临死亡的威胁。死亡成为她反抗社会与表现自我的最后机会，以一种歌赞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使命运呈现出绝望而又悲壮的色彩。《追求》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在知识分子中的困顿迷惘的情绪状况，从而真实地再现了时代历史状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动态。总而言之，茅盾小说总体上以多样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艺术容量大，叙述节奏快，编织了作品气势恢宏的特征，既要全方位地观照社会生活，又要加强艺术实践呈现功能。即茅盾在艺术处理方式上，交织着叙事视角的转换。西方小说叙事视角对茅盾长篇小说的影响普实克曾评价茅盾说：“茅盾在文学作品中捕捉现实和传达现实的特点，是集中具有时事性的现实。在全世界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有人像茅盾那样紧密地、进场地、直接联系着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茅盾的作品大锁取材于不久前刚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熔铸成自己的艺术作品。”茅盾在成为作家以前，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在北伐这一期间，还在军队政治部做过宣传工作。这种先革命家后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文学观念的形成。他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生，主张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要把“总的时代情形表现出来”，并特别注重反映社会变革阶段的重大事件和斗争。茅盾有着丰富的外国文学素养，这使得他的叙事语言既融会了西方叙述语言，又没有过度的欧化色彩；除此之外，他又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也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华丽铺陈、细腻生动，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而具有不同的特色。在叙事视角方面，茅盾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传统文学有关，更有对俄法文学的吸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几乎没有不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对于茅盾亦是如此，就文学思想来说，茅盾便就在对俄国文学主流的认同中确立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茅盾曾在《从枯岭到东京》中有言：“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自然，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接近托尔斯泰了。”茅盾曾高度评价过托尔斯泰，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想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可能，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可以这么说，茅盾的文学活动，托尔斯泰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全知叙事视角来看，多以近距离关注当下时代社会变迁为主体，比如《子夜》所描绘的广阔的生活画面与众多人物形象。纷繁芜杂的人物世界、宏大的社会场景、气势宏伟的艺术架构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艺术叙事视角。作品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乡村到大都市，从普通工人到大资本家，从交易场斗法到家庭日常生活，作品无所不包含。《子夜》中对于生活场景的描写是精彩生动的，既充分投射出人物深刻的内心世界，又为读者展示了一副时代生活的真实画面，比如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描绘。这无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着极为相似的叙事视角。从人物设置、情节设置、开篇布局以及整部小说的故事架构均极为相似。茅盾曾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这一论文中就托尔斯泰的创作大为赞赏，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大部分均真实反映了沙俄专制社会的黑暗，茅盾赞扬托尔斯泰的作品对俄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对农民和其他压迫者给予人道主义的悲悯。其二、赞扬托尔斯泰对沙俄法律制度的批判。《复活》揭露了法庭、监狱的黑暗。一批批无辜者和政治犯在监狱与流放中遭受着非人的折磨，随时会死去，而一小撮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尽管贪污读者却仍可逍遥法外，实在是天理不容。其三、赞扬托尔斯泰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托尔斯泰多次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邪恶的根源”，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托尔斯泰看到了私有制的罪恶，主张某种土地的公有制。诚如茅盾所言：“托尔斯泰之主张，在富者之土地，平分与贫者。”其四、赞扬托尔斯泰对沙俄上流社会的暴露和批判，茅盾指出：“托尔斯泰大声疾呼富人越富而道德越败坏，性情越惰，惰父产生惰子，惰子复生惰孙，遂至社会上有一种富且惰之种，以贻害于无穷，以蛀食贫人工作之代价。社会之无希望，人类之苦恼，此其原因中至原因也。”从限知视角来看，将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结合起来，让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使其更为感人。比如在《子夜》中茅盾将吴荪甫这位工业界“王子”的自信果敢与宏大气魄，极力渲染他雄心勃勃、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形象，同时也着意渲染了吴荪甫的得力助手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而对公债“摩王”赵伯韬形象的描写主要是通过侧面描写来完成。赵伯韬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一开始就阻挡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最后终于扼住了民族资本家的咽喉。与此同时，通过对赵伯描写韬荒淫生活，不但刻画了他粗鄙狂傲，也揭示了他的荒唐无耻。从纯客观叙事视角来看，茅盾笔下的人物大都拥有矛盾的性格特征。茅盾打破了政治伦理与阶级观点来对人物进行分析的思维定式，并从“现代人”这个角度来透视《子夜》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换而言之，茅盾给这些人物富于了当下时代的特征。且不谈《子夜》里的主要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气质、思想意识、胸襟气魄、运筹思路、经营手段以及思维方式带有现代企业家的个性特征，就是吴荪甫周身的金融家、现代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工人等的酸甜苦辣、成败得失，也无不带有现代生活的特征。也就是说，茅盾对有现代化特征的城市景观和现代化的交易所和工厂有着强烈的感知和深厚的兴趣。不管是欣然接受了五光十色景观的诱惑，还是喧嚣、嘈杂的公债市场的挑逗，茅盾总是以浓墨描写现代城市的特殊场所、景观乃至声音。在茅盾的长篇小说里很少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古香古色或是市井味或是脂粉味或是乡土味，而是充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这无疑与他受西方小说熏陶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时间对茅盾小说的影响文学和时代是相辅相成、互为你我的关系。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部成功作品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作家自身生活、思想和艺术积累的结果。从《蚀》三部曲以后，茅盾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1929年，茅盾在日本创作了长篇小说《蚀》。作品虽未卒章，但内容还是相对完整。作品真实的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历史中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心路历程作品将人物的生活道路与真实而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写实色彩。它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由三个各自独立成篇、相互间又有内在联系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所组成，作品写作时间为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此时茅盾正在痛苦与困惑地思考着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只是分子的未来去向，三部小说基本以时间为序，完整而清晰地再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也真实地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