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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秘密工作，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堪称成绩一流，特色独具。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更是弥足珍贵。但是，有关专著，却是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中共的隐蔽战线向来有严格的保密规则，人们很难看到相关文字材料。笔者长期探寻这个秘密，直接采访重要当事人，撰写了《协商建国》和《中国秘密战》两书，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共统战、情报、保卫工作的真实历史。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他还是鲜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家。周恩来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枪杆子”与“刀把子”——弱势生存，必备利器密战、间谍，似乎并不光彩。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的军统，名声都很臭。外国间谍杀人越货，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而中共的隐蔽战线，却是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这是为什么？中共的隐蔽战线，具有优良的文化基因，社会形象好。这要从周恩来创建秘密组织谈起。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据笔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让我们看看周恩来1927年的活动日程吧。3月21日，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上门交涉被国民党部队扣留，经同志营救脱身。5月下半月，周恩来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同期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7月26日，周恩来赶往江西九江，准备参与领导南昌起义。10月上中旬，周恩来率领起义部队转战广东遇挫，同主力部队失散后，乘小船到达香港。11月上旬，周恩来到达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年底，周恩来亲自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的年份。国民党的屠杀教训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负责。考察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可以发现，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身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4月1日，“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由10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开展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后来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中共创建特务组织，为何比国民党早了一步？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活动，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先敌部署特科的任务，首先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共中央机关潜藏于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还有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队伍。上海的外国租界相对自由，潜伏着多国情报人员。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中共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负责人李强、陈寿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掌握敌人动向。特科一成立，就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党务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就被共产党“拉出来”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充特务手段，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学业出色的三名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于是，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被共产党暗中掌握。特科还设法伸入上海滩的帮会，青帮头子杜月笙聘请的顾问杨度要求进步，周恩来特批将其发展为特别党员。先下手为强。中共秘密系统抢先成立，先敌部署，提前掌握敌人动向，这就改变了被动挨打的态势，可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白手起家周恩来创建特科，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人员到设备到经费，都要自行筹集。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周恩来创造了多项第一。开办第一期培训班。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租界警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制定第一个规则。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颁发第一个文件。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定《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创建第一部电台。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要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上海当局严格控制无线电器件，特科搞不到电台。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编制第一部密码。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他亲自创建并领导一个庞大的秘密系统，这在世界政治领袖中是极其罕见的。同时，秘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也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中共情报保卫系统起步早，起点高。一创建就是中央直属机构，而且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而国民党则晚了一步，中统晚了3个月，军统则晚了5年。这样，中共虽然处于弱势，但隐蔽战线却始终领先。与国际上比较，各国的情报机关往往与反间谍机关分立，编制在军队，而不是在中央。国际上其他主要大国设立管理全国情报机构的中央机关，则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可以说，中共开展秘密战，在国际上也不落后。巅峰对决——系统效能的极端检验没有“刀把子”就无法生存，有了“刀把子”也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敌人也有“刀把子”。共产党同时展开两种较量，毛泽东在红区反“围剿”，周恩来在白区反搜捕。能不能把刀锋锤炼得更加锐利，就成为对周恩来的进一步检验。细节决定存亡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可是，在周恩来这里，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密战，又称隐蔽战线，其特点就是隐真示假。职业装假，容易导致人格扭曲，忠诚度下降，出现对敌装假对己也装假的双重间谍。叛徒问题，对于弱势状态的中共，更是格外严重。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等人被捕牺牲。这个叛徒本是黄埔四期生，周恩来信任的学生。盛忠亮被捕叛变，是因为他妻子叛变的诱导。国民党掌握政权资源，也就掌握了被捕者的身家性命，做到坚贞不屈很难。为了防止叛徒指认，特科组织“打狗队”，刺杀叛徒，震慑敌人。可是，再高明的大侠也不能摧毁国家机器，叛徒还是层出不穷。巅峰对决意外出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党内分歧日趋激化，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交接后逗留武汉，24日被捕，当晚即叛变。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员钱壮飞。共产党特科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国共特工系统的巅峰对决。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顾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属，满城寻找上线陈赓……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创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巅峰对决，细节决胜。如果国民党特务不发电报，如果徐恩曾当晚不外出，如果钱壮飞和李克农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上报，如果周恩来的应急处理不及时，那么，国共斗争的历史就要改写。似乎，成败取决于偶然。其实，偶然之中有必然——系统素质。国民党特务惯于恃强凌弱，以权谋私，系统效能降低。共产党以牺牲奉献为宗旨，忠诚度高。“龙潭三杰”这样的基层人员个个杰出，最高领导周恩来擅长危机处理。危机处理，是对系统效能的最高检验。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也有预先准备。派遣三杰打入，意味着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工作水平上档次。预设平行系统，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中央交通局系统，都与特科不发生横向联系，顾顺章不认识。出事后，立即把军委系统的干部调来接管特科，同时用交通系统转移中央机关。应急处理不是一日之功，关键时刻看执行力，执行力来自“养成”。周恩来培养了大批特殊人才，关键时刻一用就灵。周恩来一生多次危机处理，都取得完满成功。撒手锏尽管周恩来的应急处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机关在上海还是待不下去了，顾顺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动的规律了。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留在敌后的秘密情报系统，继续侦获敌军情报，为红区反“围剿”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由于领导人的“左”倾错误，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长征路途艰险，人力交通中断，电台联络中断。传统的情报手段无效了，红军又创造了撒手锏——无线电技术侦察。原来，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