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综述[摘要]本文将国内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动态聚焦在定量研究上，从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生态经济学的四个维度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纳与评述。一、国外研究发展动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来阐述。从可搜索的文献来看，以定量研究为主，因此以评价模型为切入点，将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聚焦在定量研究上。按照历史的维度，本文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利昂惕夫为代表，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将环境因素引入CGE模型中，以Forsund＆Strom（1988）为代表；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Gross-man&Krueger（1991）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设，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第四阶段（本世纪初）：以生态经济学为视角研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主要采用生态经济整合模型、自然资本模型和环境内生增长模型。其实这四个阶段分别代表了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四个不同视角：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基于CGE模型的视角、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视角、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一）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视角利昂惕夫（1970）将废物治理部门引入投入产出表，分析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支付的费用及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Jansen（1977）用60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分析经济结构与空气污染的关系；里德克曾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1997-2000年废物增长率进行预测，提出废物在人口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时的增长率。关于环境与经济的投入产出核算，德国、泰国和美国在SEEA手册所解释的方法和概念的基础上，分别编制了各自的环境投入产出表。这三个国家所编制的环境投入产出表的特点是：德国和泰国的环境投入产出表的形式是不对称的投入产出表，仅仅研究了生产部门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及其各种资源的供需平衡关系，而美国的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真正将环境和经济综合在一张表里，描述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二）基于CGE模型的视角将环境因素引入CGE模型中的研究工作出现于1980年，Forsund&Strom（1988）、Bergman（1990）、Robinson（1990）对早期的环境CGE模型作出了贡献。目前大约有20种环境CGE模型，这些模型一般将污染内生于生产函数或者效用函数之中。进一步，Baum01（1988）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找污染控制最优途径，Ness（1994）对常用的6种模型进行了比较，发现各模型的结构及核心内容大致相同。这些模型主要用于评估公共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环境利益要得到实现，需要把重点放在贸易合作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制度，而制度的建立远比贸易自由化自身的过程更能让环境利益实现。（三）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视角“倒U型曲线”首先是Kuznets（1955）在论述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中使用，借鉴了此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Krueger（1991）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NAFTA）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实证分析了环境一收入倒U型关系的存在。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较低，环境污染水平也较低；在经济起飞以后，资源的消耗超过资源的再生，环境恶化；在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经济结构的改变，污染产业停止生产或者被转移，经济发展的积累可以用来治理环境，人们的环境意识也加强了，因此环境状况开始改善。自此以后，众多文献都对环境一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如Beckerman（1992），Panayotou（1993）。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加入新的变量建立模型解释EKC曲线的形成，如引入国际贸易因素（Roldan）；引入环境需求因素（Neha）；引入政府政策因素（Torras&Boyce）。综合上述，他们关注的三个问题是：（1）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Kuznetz倒U型关系。（2）其他经济变量，如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等因素。（3）环境Kuznetz倒U型曲线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其对环境政策制定有何启发。（四）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本世纪初，更多学者以生态经济学为视角研究在环境一经济有机耦合状态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本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三个代表性的评价模型－－生态经济整合模型、自然资本模型和环境内生增长模型。（1）以生态经济整合模型为维度，大多数生态经济整合模型是由一系列生态的、经济的模块组成，其中模拟模型和优化模型占很大比重。如L.C.Braat等对于采用数学模型整合环境资源问题中的经济和生态要素的模型方法进行了评价。（2）以自然资本模型为维度，AdamFenech&JayFos-ter（2003）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建立自然资本模型，给某一个政策和项目的制定提供经济和生态的成本一收益对比的具体手段，从而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化为管理实践。（3）以环境内生增长模型为维度，Jeroen&Van（1993）提出全面系统（经济一环境一发展的系统）的分析对自然环境变化具有可预见性的作用，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基于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的具体因素，所建各种模型涉及了经济的内在与外在性制度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明更多的系统研究能得到一种行为模式，继而得到相关的其他行为模式。二、国内研究发展动态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领域的研究中，国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保持文章的统一性与可读性，国内研究也将从以上四个视角来进行整理、归纳与评述。（一）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视角我国在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与应用方面起步比国外略晚。我国最早的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是由天津市1990年编制的，该表在传统的投入产出增加了治污和产污两大部分，并据此分析了天津市1989年整个社会治理污染的规模、水平、强度，污染与部门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天津市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自此，我国的一些地区（如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也相继开始按利昂惕夫的公害模型编制地区投入产出表。（二）基于CGE模型的视角张连众、朱坦等（2003）利用200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CGE模型，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王灿、陈吉宁和邹骥（2005）应用一个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CGE模型，结果表明：当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在中国实施CO2减排政策将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金艳鸣、黄涛、雷明（2007）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任何税收的冲击对贵州的经济负面影响都比广东要大。因此，我国应该以差别环境税率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利用转移支付手段，根据自然条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地区生态补偿。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构建中国经济与环境的CGE模型，意在进行经济转轨时期的政策模拟和分析，定量估计和测算一定的经济与环境政策对经济总量和不同产业或者部门的潜在影响和冲击效应，为相应的经济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三）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视角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主要从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两个方面构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模型。以时间序列为维度，张晓（1997）运用1985～1995年的环境与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废气和二氧化硫的变动趋势与实际人均GDP（1978年为基期）呈倒“U”型关系。以面板数据为维度，范金（2000）以我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环境与经济数据对EKC曲线进行实证检验；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时间序列数据还是面板数据，对于EKC曲线验证有其各自特点和缺陷。此外，以区域为研究对象，沈满红等（2000）、杨凯和叶茂（2003）、张捷和张玉媚（2006）分别选取了浙江地区、上海市、广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数据，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由于EKC的验证结果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得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是，新兴经济体已不能走西方工业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来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而需要走一条“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四）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从生态经济学为视角出发，这部分也选取了其中具有三个代表性的评价模型：生态一经济系统模型、自然资本模型以及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首先，从生态一经济系统模型维度，张效莉、王成璋等（2007）运用超边际分析理论，分别建立了经济系统一生态环境系统最优决策模型；其次，从自然资本模型维度来看，殷宝健、胡适耕（2002）通过把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与社会生产总量联系起来，由消费物资多少、获得知识多少及自然资本存量大小这三个因素来确定效用，提供了物质、人力和自然资本三种重要资产增长的模型框架，得到了经济的消费增长率、均衡时各种资本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和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控制策略。最后，从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维度来看，吴跃明、郎东锋（1996）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借助系统工程多目标优化的思想，建立了新型环境一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张晓东、朱德海（2003）对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预测分析。（经济学动态，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