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减速下的城市发展走向生态优化

1经济减速下的城市发展：走向生态优化①高小康论文提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城市发展的要求，但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内涵还需要有科学的认识。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方向不应是消极的生态平衡，而是积极的生态优化平衡，在经济减速背景下城市生态优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发展模式垂直聚合与水平聚合的平衡，环境保护模式景观化与公平化的平衡，空间规划从机器句法转向人本句法，实现建设尺度与职住关系平衡，社区治理模式是封闭的管道化管理与活力开放的海绵化管理的平衡。关键词：生态优化景观化人本句法管道化管理海绵化管理一、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方向：从生态平衡到生态优化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即“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关于生态文明，通常都理解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文明发展方式，具体地说就是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实现自然生态平衡的发展方式。因为以自然环境保护为中心，因此也常常被称为绿色文明。这种绿色文明观念是基于生态破坏的现实而提出的环境生态补偿观念，也是自1971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以来关于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主流看法。但如果把生态文明的内涵限制为以自然生态为中心的环境保护理念或者说生态中心主义，就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误区：对生态文明人本意义的忽视。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误区在于关于生态的理念脱离了人本和社会发展观念，由此而产生的自然中心生态文明理念剥离了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关系，成为一种脱离人类文明基本需要和发展逻辑的绿色乌托邦。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在对抗和超越自身以及环境的限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的人化”过程。这种文明在近代的盲目扩张中造成了生态危机，但生态危机不应该也不可能以文明倒退的形式实现对自然的补偿而解决。离开人的发展和人类的根本需要，生态和生态危机都是没有意义的观念。当代社会发展中应对生态危机而倡导的生态文明不应理解为以自然生态平衡为目的的文明，而应当是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形态。这种以人为本的生态关系是自然生态体系与文化生态协调、整合、共生的关系，这种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不是消极补偿意义上的自然生态平衡，而是人类社会在生态危机反思基础上对人类发展模式的调适，是以积极介入和建设性的生态意识重构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化发展观。“生态”这个概念来自海克尔的“生态学”（ecology）概念。这个词的词根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住所，类似于英语的home，可以说意指的是生物藉以生存繁衍的“家园”。一个具体的生态圈或生态壁龛，可以说是与某些或某个特定生物种群相关的联系或家园；而当我们谈论整个地球的生态保护时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可能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的生物，那么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保护的是谁的家园？当我们用“乡愁”来表达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就凸现出了人本的家园意向，生态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生物链问题，而是人的生存与归属需要——从身体到心灵的整个生存状态的需要。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关于个人与乡土空间之间的情感联系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topophilia，这个词语通常被译为“恋地情结”，实际上也可以直接译为“乡愁”。他注意到人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所有感知功能获得了对自己周围空间的感知①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记忆场所的保护与活化创新研究”（14ZDB139）研究成果之一。2经验，这种早期获得的经验积淀成记忆，成为心灵深处对家园的依恋情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用了一个对后来影响至巨的观念“自然的人化”。他指的是自然在实践中不断地变为属人的存在、为人的存在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一个科学理性和历史主义时代的观念，在进化论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背景下自然而然地成为与生态保护对立的观念。但从段义孚理论的角度来看，“自然的人化”可以被理解为人与自然情感关系的生成和成长。他把环境与人直接联系的空间定义为场所（place），正巧与“生态”（eco）的希腊语本义相合。这是环境与身体联系之处，也就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连接的纽点。人从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过程所留下的体验和情感记忆就是“乡愁”即家园意向的心理根据。当我们分析生态环境的良性或恶化时，归根到底是在谈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保护的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家园；因此生态文明当然不是所有生物平等的生态圈平衡，而是广义的文化生态保护，即对人类家园的保护。这种保护不是对自然生态圈本身的补偿和再平衡，而是在重重危机态势下，围绕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自然和文化环境进行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优化，使整个生态关系能够与人的共同生存、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匹配，成为人类可以继续从心灵和肉身方面寻求归属的家园。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从福特式大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乃至城乡一体化，这种转向的现实目标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和可持续性；而从宏观文化形态来看，这种转向发展的意义在于构建生态优化的新型生态文明模式。二、经济减速与生态赤字：城市资产负债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城市发展是以经济持续增长为基础和观念背景的发展，而现在对中国城市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认识需要转向经济持续减速下行的背景下考虑。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排污绿化等具体措施的制定，而是需要确定发展的前提，即由经济减速与生态赤字两方面压力形成的城市生态资产负债表再平衡问题。多年来城市发展中财政收入增长与城市建设支出形成的资产负债平衡是规划决策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增长作为城市资产的同时却又形成了环境破坏的生态负债，二者处于虚假平衡状态：环境恶化被集体消费的增长所掩盖，成为芒福德所说的幻影化生存。当经济减速财政收入减少时，这种虚假平衡被打破，生态赤字暴露出来，直接写入政府负债栏。然后面临的困境是城市发展的支出需要收入平衡，而生态负债的追偿却在挤压下降中的经济增速。城市建设面临的困境就是这种资产负债表两头不平衡的悖论困境。传统的资产负债平衡方式失效了，城市不得不寻找新的的解决思路。生态优化的建设理念是把增长与支出的平衡转换为资源投入与生态收益的平衡。这里所说的生态收益就是指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化建设成果。这种生态优化平衡的发展观在具体实施中会涉及产业、服务、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关系的平衡：一、产业发展模式：垂直聚合与水平聚合的平衡。意大利图灵大学文化产业教授桑塔盖塔（WalterSantagata）在研究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形态时，提出了一对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垂直聚合模式与水平聚合模式。当具有高技术水平时就可以形成垂直聚合的产业链，例如好莱坞就是这样由大规模资金和高科技支持而形成的垂直向上集中发展的产业集群；而大量低技术形态的同质小微企业群聚合在一起则是水平聚合集群，如小镇的家庭作坊产业群。①两种产业集群模式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垂直聚合的产业群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边际收益的特点，常常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龙头，但问题是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高失败率。相对而言，水平聚合产业群有自己的特殊价值，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推进社区生①WalterSantagata,CulturalDistrictsandCreativeAtmosphere,‐ebla.it3活繁荣发展。从整个社会的产业来看，良性的产业生态需要两种发展模式的平衡互补。二、环境保护模式：景观化与公平化的平衡。城市环境保护近年来有较快的发展，发展的趋势通常是景观化，即注重景观效果：绿道、草坪、景观植物和水面等等，营造出美丽的城市意象景观。美丽的景观令人赏心悦目当然是好事，但这种好事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好的影响。比如美国城市学家雅各布斯在调查一处贫民窟改造中的景观草坪建设时听到的回答：“这有什么用？谁要它？……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①这种抵触来自景观化建设与居民的实际需要之间的脱节甚至冲突。事实上，环境景观化建设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之一是破坏植被、水体的自然生态；同时更重要的问题是视觉景观的营造带来环保的附加成本，从而推高地价，扩大城市居住条件级差，加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享受环保服务方面的不平等。景观化对于市民的城市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在景观化与环保利益的公平分享之间寻求平衡。三、空间规划模式：建设尺度平衡与职住平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建设在当时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大势”不仅是从政府、精英的角度讲，而且是每个平民所期待的。作家刘心武在1981年所写的小说《立体交叉桥》就描绘出生活在拥挤逼仄的大杂院中的北京市民是如何翘首以盼立体交叉桥和随之将来的大拆大建。但今天再看，这种过于急迫过于激进的大规模拆建规划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生态尺度，一方面是大尺度街区使人居的城市变成了车霸的城市，另一方面是空间功能简单化，因而造成了城市生活形态紊乱、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种种疾患。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规划尺度当然要从人与空间的有机联系尺度去考虑。但已经大尺度化的城市环境不可能推倒分散重建，生态优化的空间规划应当是在现有空间中形成多种尺度的平衡，以构造相对人性化的职住平衡环境。四、社区治理模式：封闭管理与活力开放的平衡。所谓“特大城市象皮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人口密集和身份差异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现在解决这类问题的主导思路是加强安全防护管理，在智能化安保体系尚待完善的时代，最典型的管理方式就是封闭化空间管理：从单体建筑到小区、社区乃至街区日益封闭。一片片封闭的社区阻断了大量街坊尺度的道路，使得街道更加拥堵。由于空间封闭，人的流动和行为趋向管道化，人际交往的分层现象日益固化，社区活力和认同感下降，封闭空间正在成为反生态的“全景监狱”。尽管全封闭管理对于社区安全来说是最经济快捷的手段，但过分采用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城市生态来说后患无穷。在智慧管理还未达到理想水平和普及程度的时候，封闭管理或许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但也需要与更加具有活力的开放式管理形成平衡。从宏观来看，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城市结构的分形化和公共服务的人本化是实现上述平衡的基础。意义在于以经济减速为契机，转变因集中建设、集体消费的盲目增长而造成的生态赤字加速度膨胀的恶性循环。三、城市空间的规划逻辑：机器句法与人本句法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基本上是“福特式”集中发展，城市规划的逻辑是自柯布西耶以来形成的理性、技术、功能性的空间句法，实质是与“居住机器”理念相适应的集体人—机器人句法。在城市规划中的宏大空间尺度，如亚历山大所说的那样人为地“切断生①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4活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生活本身会变得支离破碎”而形成的“树形模式”①空间句法，以及混淆“行政城市”与“实体城市”观念的行政自由决策等规划模式的底层句法都属于“居住机器”理念生成的机器句法。生态优化的规划逻辑是转向职住平衡、社会公平、人性化的人本句法。职住平衡的规划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思想。针对当时英国最大城市伦敦人口过分拥挤、贫民窟大量出现、城市交通混乱等问题，霍华德认为当城市发展超过一定规模后，就应在它附近发展新的城市，而不是将原来的城市进行扩展。新城市内部要配备齐全的服务设施，就业和居住平衡分布，使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的步行距离内”。这就是职住平衡理念的最初萌芽。20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向世界更大范围的扩散，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城市中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一些城市建设领域的先驱者对田园城市的思想给予了发展与完善。美国学者芒福德则把霍华德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明晰化，提出了“平衡”的概念，即城市和乡村要在范围更大的生物环境中取得平衡，以及城市内部各种各样的功能之间要取得平衡，而且平衡可以通过限制城市的面积、人口数量、居住密度等积极措施来实现。②在大都市建设的宏大尺度规划中，霍华德式的“田园城市”梦早已破碎。巨大体量的建筑群、大开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