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西蒙.库兹涅茨目录作者简介文章框架主要观点假设前提条件评判优缺点理论的后来发展趋势作者简介西蒙。库兹涅茨：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G.N.P.之父”。1901年4月30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1985年7月8日卒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又译作剑桥，哈佛大学所在地），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55年提出了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倒U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又称作“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总是细心地对待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和统计问题，仔细地注意基本假设的分类。他特别留心那些数据使用者不易辨别的主观因素和那些被错误输送的精度。在库兹涅茨的许多著作中都讨论了假设、定义以及所公布数据的说明。西蒙·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领域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所提出的为期20年的经济周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他在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及其组成部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被经济学家们誉为美国的G.N.P。作者简介之父。他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揭示了各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据说，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数，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正因为这些，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过程中，瑞典皇家科学院从100多个提名所选出的10个候选人中，最后确定了西蒙·库兹涅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这个国家向她的人民提供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文章框架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文章的开头作者首先阐述了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即研究收入不平等的这个领域是定义松散、资料奇缺的且存在激观点困扰的压力。虽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困难，但是详细说明一下规模收入分配的特征以及原因对这个研究领域也是有帮助的。其次，作者认为研究规模收入分配应有五个规定：1、做记录的应该是家庭支出的收入，而不是收入的接受者。2、分配应该是完全的，涵盖全国的所有单位，不应该只是一小部分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3、分离无关变量，即把有收入的但是正在上学或退休的单位剔除。4、把收入定义为个人直接收入，不包括资本收益。5、单位应该是按长期收入水平分组，避免周期性和其他暂时性干扰。文章框架接着，他又把单位按固定序数组分配，百分之一，百分之十，十分之一，五分之一等。例如高收入阶层的百分之十，低收入阶层的五分之一。在基本的排列中，单位应按长期收入水平分类，时间长度最好为一代人或25年，也要把两组不同单位的相对份额分开进行研究，区分“居民”和“移民”，避免近期移入或移出分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如何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演变，必须针对限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本文选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收集的资料要使得可得数据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可构造且可验证的桥梁。文章框架第二部分：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使用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数据来说明收入（直接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美国：美国的家庭（不包括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中，最低五分之一收入组的份额由1929年的13.5%上升至二战后的18%，而最高五分之一收入组的份额由55%下降至44%，最高百分之五的份额从1880年的46%下降到20%。德国：在普鲁士的收入不平等在1875到1913年略有增加，最高五分之一收入组的份额由48%提高到50%，最高百分之五的份额由26%提高到30%，较低百分之六十的份额并无增减。但在整个德国，相对收入不平等自1913年到1920年下降很多，这显然是战争和通货膨胀期间大量财富被毁造成的。文章框架联合王国：最高5%的份额从1880年的46%降到1910年或1913年的43%，1929年则为33%，1938年是31%.1947年再降至24%;较低85%的份额在1880年~1913年几乎没变，保持在41%~43%，但随后于1929年上升至46%，1947年又上升到55%。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了：税前收入的相对分配不变性，接着在一战以后或更早一些时间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缩小。这个发现需要给与以下三点强调：第一，数据涉及直接税税前收入，排除了政府赠与(如救济和免费帮助)。第二，百分比份额的不平等如此稳定或缩小是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当今发达国家除了在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年代，人均收入都一直在增加。因而，如果按年收入状况分类的集团份额可看作按长期收入水平分类的集团份额的近似值。文章框架第三点可用一个问题的形式来表达。年收入分配恰当地反映了长期收入分配的趋势了吗?随着技术和经济绩效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收入已较少受暂时的干扰———这种干扰不一定就是来自通过经济周期年表人们认识和考虑的周期顺序，而可能是来自一个更不规则的型态。例如农户收成不好抑或是自然灾害，一时的不幸者可能加入较低的的五分之一收入组，并不适当的提高了它的份额。结论：在被观察的或现有的资料有可能揭示出的少数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经历了长期稳定之后开始趋于下降。文章框架第三部分：解释的尝试如果以上讨论发达国家长期收入结构趋势的概述近乎沦为纯粹臆测的话，试图解释这种辨别不清的趋势则无疑是劳而无功的事。然而是能揭示某些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诱使人们去搜寻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数据，由此确认或修改我们对趋势本身的印象。那尝试着作出解释还是必要的。对证据的暂时概括、初步的假设、对更多证据的搜寻。这三个方面是一个互动的长期过程，它可能会导致重新表述和修改。以作为新的分析和进一步探索的基础，如果承认找们还处在该过程较早的阶段，这种初步的推测是有益的。长期收入结构的不平等长期保持不变，更不用说下降一直是一个谜。引起了入们的初步思考。因为在发达国家长期过程中至少有两组力量在起作用，从而推动了税前收入和不包括政府赠与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一组与高收入阶层储蓄的集中有关。根据所有对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分配的最近研究，只有高收入组才储蓄。除了最高十分之一，其他收入组的储蓄总额几乎接近于零。文章框架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这种储蓄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将是比例越来越大的收益资产集中在高收入组手中，这将成为这些阶层及其后代获得更高收入份额的基础。谜的第二个来源与收入分配的产业结构有关。发达国家增长一个不变的伴随现象是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最简单的模型中，总人口的收入分配可以看作是城乡人口收入分配的综合。事实已然存在着，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平均人均收入一般低于城市人口的平均人均收入；在农村人口分配中，与城市相比，百分比份额表示的分配不平等程度要低一些。结论：首先，假定所有其他条件相同，分配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城市人口比重的日益增加意味着两部分分配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其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的相对差异并不必然随经济的增长而缩小，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它充其量是稳定的，而且倾向于扩大。因为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农村。这样的话，总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应该是增加了。文章框架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储蓄的集中有累积效应，为什么最高收入组的份额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第二，如果较平等、的城市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和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对差别增加，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下降了呢？特别是，为什么较低收入组的份额上升呢?原因：1、抵消储蓄集中的因素抵消储蓄集中对高收入组收入份额的累积效应的一组因素是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其目的在于直接通过遗产税和其他明确的资本税来限制财产的积累。这些因素通过其他间接的乒段也能产生类似效果，这些间接手段包括政府容许的或引致的通货膨胀——它减少了以固定价格证券或其他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不充分的财产储存的累积财富的经济价值，或者对累积财产的收益的法律限制。文章框架2、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怎么引起不平等扩大趋协的呢?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性。应该研究它们对收入分配趋势的涵义，尽管我们既缺乏必要的数据又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型。在工业化早期，即使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小，假定他们的收入分配比农业人口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由于移民(或是来自本国农业地区或是来自国外)而迅速增加和膨胀时期，就尤其是如此。这将使得城市收入从新来者的低收入状况到现有的高收入组的经济最高点应有尽有。因此，可以假定城市的收人不平等远比农村的严重，而农业人口一般在相当小的个人企业(大规模企业那时比现在少)中被组织起来的。文章框架如果我们接受部门分配不平等更大这个假定，那么低收入组份额应该显示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早期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最近50~7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近30年内还有所缩小。这说明部门(A或B)内部的分配不平等一定有足够的缩小不平等的力量来抵消我们讨论过的因素所引起的不平等的增加。特别地，部门A农和(或)部门B非农中的低收入组份额一定是增加得很充分，足以抵消从部门A向部门B转移中各种因素的结合所造成的下降。文章框架不平等的这种缩小、低收入组份额抵消性的增加，最有可能发生在部门B城市组的收入分配巾。虽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在部门A存在，但由于部门A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得很快，所以对全国范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会有多大影响。这种不平等的缩小不可能发生在农业中:随着工业化的扩展，高水平的技术允许大规模的生产单位的建立.而且，如在美国，使得成功的大企业农场主与南方实物交租的生存农民之间的差距更加突出。另外，既然我们起初接受了部门A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如部门B的严重.那么不平等任何有意义的缩小都可能发生在部门B。而不是部门A。文章框架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抵消与人口从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相联系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的主要因素，一定是非农业部门B内部低收人组份额的增加。文章框架第四部分：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其他趋势这种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波动可能与增长过程的其他重要部分的长期波动有关系吗？对于较老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长期波动。一个由增长率加速表示的上升阶段，它反映了早期死亡率的下降未被出生率下降(而且有时还伴随着出生率的上升)所抵消这一现象；和一个由增长率减少表示的下降阶段，它反映了出生率更明显的下降趋势。文章框架另外，在较老的国家，或许也包括较年轻的国家，城市化率也可能出现了长期波动。这就是说.从早期很低的水平开始.城市人口的成比例增加以及造成这、种人口转变的国内迁移措施可能在一段时期增多。但是随着城市人口成为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作为迁移蓄水池的作用迅速下降。城市人口的增长协头就趋于下降。对于老牌国家，或许也包括年轻国家一定存在一个储蓄或资本形成对总经济产品比例的长期波动。前工业时代的人均产品不大.不能形成一个较高的全国储蓄率或资本形成率，以与工业发展过程相适应。比较一下欠发达国家国民产品中3~5%的净资本形成率与发达国家10~15%的净资本形成率，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文章框架总结：人口增长率的长期变化可以部分地看成是收入不平等长期波动的原因。部分地看成是其结果，而收人不平等的长期波动又与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长期提高有关，它可能还与资本形成率的波动密切相关；较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促成了较高的国民储蓄率，较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较低的国民储蓄率。文章框架第五部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比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什么作用?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有关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数据。并推测其中的一些涵义。欠发达国家的数据欠缺，影响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欠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人均收入水平低，低到面临人口如何设法生存问题的地步。我们假定这些国家代表相当统一的人口组，并暂且排除既有大量本地人口又包含非本地、拥有特权的居注的小块飞地的地区。比如肯尼亚和罗德西亚那里少数特权若过高的收入使得其不平等甚至比上述欠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得多。由此可以判断，在低平均收入国家，低收入组的长期收入水平不可能不占平均收入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否则他们就不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