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非均衡空间转型路径的特区模式研究

1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非均衡空间转型路径的特区模式研究罗海平*摘要：短缺经济和软约束是转型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为此，政府转型“承诺”的“置信度”尤其是“绝对置信度”是决定选择均衡还是非均衡转型路径的重要参数。转型个体的“依附性比较”能规避“转型风险”，并产生使转型始终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的“黏胶效应”和不断诱发转型“跟随者”的“羊群效应”。实行非均衡特区模式的转型路径由我国转型经济的初始条件和改革家精神共同决定。经济特区的“溢出效应”，将为后续非特区地区的转型创造更多的“转型回馈”。关键词：特区模式转型路径非均衡发展政治经济学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均衡”（Equilibrium）源自物理学中的“平衡”概念，特指相互对立的各种力量，同时作用于某个系统所呈现的合力为零,系统处于不改变原有运动的稳定状态。樊纲（1991）认为，“瓦尔拉斯均衡”则特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对立市场力量（没有“第三方”施动者）自发作用实现的市场均衡，不仅包括对立的力量在量上均等（Equality）而且任何一种势力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或能力,从而行为最优,或行为确定。随着凯恩斯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生，均衡概念失去了“完全市场竞争”甚至“市场经济”的假设背景，特指“第三方”——政府对市场主体作用力（干预或计划）的差异性或“均等性”的描述，如“均衡的财政政策”“均衡的投资战略”(Balanced)以及转型经济的“非均衡转型路径”(Unbalanced)等等。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和Scitovsky(1954)基于经济体间存在的互补性和相关性，认为各个部门和区域都应该一起发展。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则证明了，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非均衡增长是没有效率的。而Hirschman(1958)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以会先集中先投资一些优势部门。“转型经济”具有“发展中经济”不同的属性和使命。罗海平，钟坚（2009）认为，转型经济体除了具有计划经济的制度背景外，更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市场化进程。为此，在没有成熟、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型期，第三方——政府的转型模式选择就成为影响转型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转型的最大特征不在于渐进性、二元性，而在于非均衡性。而特区模式的转型路径则是非均衡空间转型路径的最主要形式。厉以宁（2008）认为，经济特区作为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是“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必然“激起层层波浪。”但对经济特区，我国学术界并未形成特定的解释模型，而是分散在各种理论中：盛洪（1991）、林毅夫（1993）用“特许改革或试验推广”来解释我国经济特区的非均衡市场化路径；苗壮（1992）、盛洪（1992）、樊纲（1993）和林毅夫等（1994）视经济特区为“体制外”或“增量”改革；徐现祥等（2008）通过“试验-示范-推广”分析范式，认为经济特区构成了中国非均衡渐进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过渡的起点。JohnM.Litwack,YingyiQian（1998）认为，非均衡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成功跟特区模*罗海平，男，四川南充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特区研究。2式的特殊性相关。转型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均衡增长理论市场开放的现实背景，也不具备成熟的市场体系。且经济特区具有某些“境内关外”性质，主要发展和开拓外向经济，尤其是利用港澳台和华侨资源，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完全封闭并不会存在与内地争抢有限投资资源的现象。总之，特区发展模式的非均衡并不存在Murphy,Shleifer,andVishny(1989)等“均衡派”所担忧的内地后发地区会“拖”特区“后腿”。相反，特区借助优越的区位先行试验，不仅为整个计划经济的成功转型取得市场经济的经验，而且随着先发地区对内地市场的开放，“拉力”作用逐渐明显。从而经济特区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催化剂（CatalystsforTransition）。为此，Litwack和Qian（1998）建立了非均衡经济特区解释模型（简称Litwack-Qian模型）。二、体制转型、均衡陷阱与特区模式一种成熟体制何以会向一个新的体制转变，改革何以能发生？并不是新体制产生了高于旧体制的收益和福利，而是在于人民对新体制的预期收益高于了旧体制的未来收益加上转型成本。要形成新体制收益和福利的正确预期，需要获取大量有关新体制的信息。然而旧体制处于维护自身的制度生存，并不会提供有关新体制的正面信息，相反提供大量有关新体制的“负信息”，以引导民众安于现状，减少幻想，继续停留在旧体制下。为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获取有关当前市场经济绩效最新信息的正规或官方渠道，即便有也仅是有关过去市场经济体制的零星“记忆”。所以，普通民众没有形成新体制预期收益的充足信息流。能接触外部世界、拥有最新外部信息的通常都是旧体制的统治上层。转型或改革的动机或行为往往也就来自于旧体制中能获取足够外部信息的最高“上层”或旧体制的精英阶层。所以，几乎所有的转型“呼声”都是先源自最高上层的内部（当然不排除旧体制边缘地带的局部基层实践）。按照樊纲（2006）的分析，转型要能顺利进行，需突破新旧体制或两种势力的“相对锁定”与“绝对锁定”。相对锁定来自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新体制下利益受损者的阻挠。由于改革权力来自最高层，“强制推行”与“让利”可突破转型的相对锁定。而绝对锁定起因于所有转型参与人“小算盘”的考虑，是面对可能收益受损时的本能性“抵制”。由于改革具有“成本提前支付”、“收益滞后”和“未来的不完全确定性”等特征以及因体制环境因素，新体制在改革初期并不一定产生高于旧的成熟体制的绩效。如图：图1曲线O表示旧体制收益或绩效随时间t的轨迹，由于新体制只能产生于旧体制的衰退期，所以最及时的改革产生于0t，故曲线N（N）表示从0t开始的新体制绩效。随着新体制的逐步形成，经济的净收益水平将大大提高，并高于旧体制（如0t点之后）。尽管如此，依然会发生00OCR[()()()]ttCotNNtdt的“改革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ofReform,OCR)。故OCRC构成了人们惧怕或阻挠改革启动的原因。转型经济的初始条件，由“转出制度”即计划经济的属性决定。Kornai和Poland（1994）3认为，“转出制度”存在如下两个最突出的问题：（1）计划经济都是短缺经济，政府总是要面临满足一定社会支出（Expenditure）的政治压力（PoliticalPressure）；（2）政府政策具有“软约束”问题。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政治框架和集权属性依然存在，而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改革与转型的主动权由中央政府把控，所以政府往往倾向于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柄于市场。这样政府就可通过调整税率、增加税收收入或费用征收等方式来缓减社会需求增加带来的政治压力。税收增加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转型时期的收益，而微观主体会误认为这是转入体制的必然属性，从而影响了微观主体对转入体制的收益预期。由于预期收益下降，挫伤了经济体“生产”和选择新体制的积极性，经济体会减少在新体制下的生产性活动。这样必然带来产出下降，政府的政治压力更大，转型经济就陷入了持续的预算压力、税负重且不稳定、大量的逃税漏税，投资积极性丧失的均衡陷阱（BadEquilibriumTrap）（BarryWeingast，1992)。Kornai(1995)认为“均衡陷阱”必然带来转型经济的持续衰退，Laban，Wolf(1993)和Roland，Verdier(1994)认为要使转型经济走出“均衡陷阱”则必须让大多数的经济单元“看涨”新体制的绩效，从而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所以，在转型经济中，公众对新体制的预期是重要的，而这种预期的形成跟公众的市场经济知识储备有关。在计划体制下公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渠道有限，但转型过程本身就是制度的学习、移植和嵌入过程。所以公众对转入制度绩效预期更多地跟政府对改革和转型绩效的承诺(Commitment)以及制度转型试验的经验有关。为此，转型预期影响主要来自新体制的不确定性以及政治上层改革家对转型的动摇性即政治周期性。为此，转型经济要取得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帕累托改进”方可兑现政府的转型承诺。但政府能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不多，如果采取均衡投资，则无法实现投资的规模效应，产出效能会很低，无助于提升公众预期。Litwack和Qian（1998）通过建立承诺博弈模型论证了，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部分资源于经济特区或在特区降低税率，可避免均衡陷阱。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已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单纯转型经济不同，中国是“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也即我国非均衡特区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发展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双重属性。对转型经济来说，封闭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其初始条件。圈出一定区域实行开放政策参与国际分工，从国际贸易理论和分工理论来看，总比计划经济下的封闭发展更为有效。所以转型经济下的特区战略或非均衡战略比单纯的发展经济下的特区战略效果更加显著。对中国而言，在80年代国内和大多数外国投资都集中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发区，除了投资集聚外，特区同时享有特别的税收优待。这些非均衡的特殊政策带来了特区等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区域差距扩大。Litwack和Qian（1998）认为，这是避免均衡陷阱的必然代价。三、Litwack-Qian模型与转型的区域“跟进”Litwack-Qian模型用投资在企业间的非均衡分配来表征经济特区。然而经济特区并不是企业，且我国非均衡转型路径并不体现在企业之间转型的优先序列，而是制度的空间变迁。故将模型中的i用来表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各区域经济体，且{i︴i[0,1]}为所有区域经济单元的集合。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建设的投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或划拨，而在转型时期尤其是在早期地方建设的投资依然来自政府。令转型启动时中央政府所能用于生产性的投资（或转型投资）总额为gI，用iI表示区域i得到的投资。假设转型准备阶段，经济还未对外开放，则有所有区域建设的投资均来自政府，故有10igIdiI。另外，由于“转入体制”是市场经济，所以随着转型的逐步深入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私人投资、外资企业投资，尤其是在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非政府投资NgI在快速上升。为了分析简单，暂将4经济特区的含义简化为仅享受非均衡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区域。这样总投资I等于中央政府投资gI，即gII。税收是产出的函数ty，且税率只与产出有关，与具体区域指数i无关。投资分配和税率都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i决定是否按照新制度进行生产，如果区域“不参与”转型（简称为“不参与”）则得到一个低水平的产出0y。如选择新体制即“参与”则得到一个较高的净收入yy。令tyt为中央政府对“不参与”区域（产出y）采用的税率标准，tyt为对“参与者”的税率，且0ty，0ty。体制转型需要大规模的利益调整，为确保“稳定中改革”，政府需要为社会稳定支付成本。缓减政治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支出的重要来源是税收。假设各区域上缴的税收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收入增量，政府将所有的税收收入10()iTtydi都用于缓解政治压力（投资单列）。由于转型中政府具有“软约束”问题，总企图通过提高税率来缓减支出压力。为此，转型政策总是摇摆不定。令[0,1]为政府转型或改革的坚定系数，越大表示中央政府对改革信心越大，转型动摇的可能性越低。由于中央政府改革动摇根源于所面临的社会支出压力，所以如果各区域向中央交纳的总税收量越多，中央政府面临的压力就越小，对改革就充满信心，所以是T的增函数，也即中央政府的坚定系数随着其收入T增加而提高。相反倘若中央政府收入T越少，则中央政府面临的支出压力越大越可能提高税率来增加收入，就越小。政府对改革和转型的坚定性，除了与中央政府收入T有关外，跟政府的固有属性也有关，即存在不依赖于T的外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