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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公元589—960年）—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第一节总说第二节皇家园林第三节私家园林第四节寺观园林第五节其他园林第六节小结—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第三节私家园林唐代的私家园林较之魏晋南北朝更为兴盛，普及面更广，艺术水平在上代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到此阶段的必然结果，自有其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直接影响和制约。隋代统一全国，修筑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盛唐之世，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为历史上空前的太平盛世和安定局面。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素质提高了，民间便相应得的普遍追求园林享乐之乐趣；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尤其如此。中原、江南、巴蜀是当时最发达地区，有关私家造园活动的文献记载已经不少。盛唐之世，为私家造园的兴旺创造了条件，而当时园林兴盛的程度也正是这个盛世的象征。—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领主庄园经济受到抑制，士族豪强的势力逐渐减弱。科举制度确定，朝廷通过考试遴选政府各级官吏，知识分子一旦取得官僚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相应的权利。宦海沉浮，显达与穷通莫测，出处进退的矛盾心态经常困扰。“达则兼济天下”，显达者固然春风得意，但也摆脱不了为之心力交瘁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于是，把眼光投向园林，籍助于园居生活而得到暂时“穷则独善其身”的解脱。园林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入世者的避世企望，在“显达”和“穷通”之间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于是凡属士人几乎都刻意经营自己的园林，而且或多或少附着上这种感情的色彩。唐代确立的官僚政治，便逐渐在私家园林中催生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士流园林。—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科举取士制度施行以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干预。“隐逸”行为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入仕”的手段。真正的隐士固然有，但愈来愈少了，更多的是“隐于园”者。中唐以后，这种“隐于园”的隐逸已逐渐成为无需身体力行的精神享受，普遍流行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隐逸的具体实践不必“归园田居”，更不必“遁迹山林”，园林生活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士大夫都把理想寄托于园林，把感情倾注于园林，凭借近在咫尺的园林而尽享隐逸之乐趣。因此，中唐的文人士大夫都竞相兴造园林，竞相“隐于园”。他们对园林的热爱可谓一往情深，甚至亲自参与园林的规划设计。园林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士流园林开始兴盛起来，同时也必然促成了私家园林长足发展的局面。—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长安作为首都，私家园林几种荟萃自不待言。江南地区，政治中心北移之后私家园林当然已非六朝之鼎盛。但扬州一地，由于隋代开凿大运河而成为运河南端的水陆码头、江淮交通的枢纽，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无奈二分在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样的诗句来描写扬州的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私家园林的兴建当亦不在少数。成都是巴蜀重镇，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城市。文献记载私家造园情况。如著名的大诗人杜甫经营的浣花溪草堂。—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一、城市私园长安城内的大部分居住坊里均有宅园或游憩园，叫做“山池院”。规模大着占据半坊左右，多为皇亲和大官僚所建。所谓“山池院”、“山亭院”，即是唐代人对城市私园的普遍称谓。长安城内的私家园林大抵都属于大官僚、皇亲贵戚的园林都为绮丽豪华的。少部分为清幽雅致的格调，这一般为寄托于身居庙堂的士人们向往隐逸、心系林泉的园林。这时的私园的筑山理水可以追求一种缩移摩拟天然山水、以小观大的意境。且开始不仅有叠石为山或单块置石，还有用土堆筑的土山。—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洛阳有伊洛二水穿城而过，城内河道纵横，为造园提供了优越的供水条件，故洛阳城内的私家园林亦多以水取胜。由于得水较易，园林中颇多出现摩拟江南水乡的景观，很能激发人们对江南景物的联想情趣。洛阳私家园林不仅以理水和各种形态的水景见长，叠石的技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景。洛阳城内的私家园林也像长安一样，绮丽和清雅两种格调并存。如：绮丽—宰相牛僧儒的归人里宅园，清雅—白居易的履道坊宅园。—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履道坊宅园——白居易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自杭州刺史任上回到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这座园林位于坊（里）之西北隅，洛水流经此处，被认为是城内“风土水木”最盛之地。白居易于杨凭旧园的基础上稍加修葺改造，深得满意。履道坊宅园也是园主人以文会友的场所。白居易专门为这座最喜爱的宅园写了一篇韵文《池上篇》，篇首的长序详尽地描述此园的内容。白居易对这座园林的改造筹划是用过一番心思的，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那种清纯优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唐代的私家宅园中有前宅后园的布局，履道坊宅园即数此类；也有园宅合一的，即住宅的庭院穿插着园林，或者园林中布置住宅建筑。—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二、郊野别墅园别墅园即建在郊野地带的私家园林，它渊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墅、庄园，但其性质已经从原先的生产、经济实体转化为游憩、休闲，属于园林的范畴了。这种别墅园在唐代统称之为别业、山庄、庄，规模小者也可叫做山亭、水亭、田居、草堂等。名目很多，但其含义则大同小异。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别墅园的建置，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单独建置在离城不远，交通往返方便，而风景比较优美的地带。二、单独建置在风景名胜内。三、依附于庄园而建置。—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一）单独建置离城不远、交通方便，而风景优美地带两京的贵戚、官僚除了在城内构筑宅园之外，不少人还在郊外兴建别墅园，甚至一人有十余处。从文献记载来看，凡属贵族、大官僚的几乎都集中在东郊一带。这一带接近皇居大朝的大明宫、兴庆宫。如太平公主、长乐公主、安乐公主、薛王、宁王、驸马崔惠童、权相李林甫等人的山庄、别业。格调华丽纤秾。而一般文人官僚所建的别墅大多分布在南郊。追求的是一种朴素无华、富于村野意味的情调。东都洛阳，建置在近郊的别墅也很多。尤其在南郊，这一带风景优美，引水方便，别墅园林尤为密集。—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平泉庄——李德裕平泉庄位于洛阳城南三十里，园主李德裕出身官僚世家。园内栽植树木花卉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名贵，尤为著称于当时。李德裕平生癖爱珍木奇石，宦游所至，随时搜求。再加上他人投其所好之奉献、平泉庄无异于一个收藏各种花木和奇石的大花园。此外，园内还建置台榭百余，有书楼、瀑泉亭、流杯亭、双碧潭等，驯养了白鹭鸶、猿等珍禽异兽。可推想，这座园林的“若造仙府”格调，正符合园主人位居相国的在朝显宦身份和地位，与一般文人官僚所营园墅确实很不一样。—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浣花溪草堂——杜甫大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流寓成都。择城西之浣花溪畔建置“草堂”，两年后建成。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诗中简述了兴建这座别墅园林的经过。建设后，满园花繁叶茂，荫浓蔽日，再加上浣花溪的绿水碧波，以及翔泳其上的群鸥，构成一幅极富田园野趣又寄托着诗人情思的天然画卷。杜甫除避乱川北的一段时间外，在草堂供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成二百余首诗。以后草堂逐渐荒芜。唐末，诗人韦庄寻得归址，处于对杜甫的景仰而加以培修，但已非原貌。自宋历明清，又经过十余次的重修改建，大体上奠定今日“杜甫草堂”之规模。—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二）单独建置在风景名胜区唐代，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区陆续开发建设，其中尤以名山风景区居多。文人、官僚们纷纷到这些地方选择合适的地段，依托于优美自然环境，而兴建别墅园林，成为一时之风尚。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少，著名的如李泌的衡山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庐山草堂——白居易元和年间，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在庐山修建了一座别墅园林——“草堂”，他写给好友元稹的一封信《与微之书》中，略述了修建的缘起及其景观梗概。白居易还专门撰写了《草堂记》一文，由于这篇著名文章的广泛流传，庐山草堂亦得以知名于世。《草堂记》记述了别墅园林的选址、建筑、环境、景观以及作者的感受。白居易贬官江州，心情十分抑郁，尤其需要山水泉石作为精神的寄托。司马又是一个清闲差事，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到庐山草堂居住。因而将自己的全部情思寄托于这个人工经营与自然环境完美谐和的园林上面。—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三）依附于庄园而建置唐初制定的“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和买卖盛行起来。中唐“两税法”的实施，更导致土地买卖成为封建地主取得土地的重要手段。唐代官员的物质待遇优厚，除了俸禄之外还有政府颁给职分田和永业田。官员们领到这些田地之后，往往又通过收买和各种手段逐渐兼并附近农田而成为拥有一处或多出庄园的大地主，显宦权贵尤其如此。同时也在各自的庄园范围内，依附于庄园而建置园林——别墅园，作为闲暇时悠游消闲的地方，亦预为致仕之后颐养天年之所。此种庄园别墅，颇多为文人官僚所经营者。它们受到园主人的文人书卷气影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对唐代文坛中“田园诗”的长足发展，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辋川别业——王维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701-761）于辋川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今已湮没。根据传世的《辋川集》中王维和同代诗人裴迪所赋绝句，对照后人所摹的《辋川图》，可知其概况。《辋川集》中描述的内容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嵩山别业——卢鸿一卢鸿一是一位终生不做官的布衣文人，也是一位在当时颇为少见的，有名气的真正隐士。卢鸿一隐嵩山之后，可以经营庄园别业。他选择别业内及其附近比较有特色的景观。卢鸿一也像王维一样，既是诗人，又是颇有造诣的山水画家，他曾将嵩山别业中的景观画为《草堂十志诗图》传世，可以想见，嵩山别业也像王维的辋川别业一样，蕴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卢鸿一作为布衣隐者，他在《十志诗》的诗序中用简练的语言所表述的隐逸思想以及有关风景、园林审美观念的“雅”、“俗”分野的议论，则尤其值得注意。—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附：文人园林的兴起唐代，山水文学兴旺发达。文人经常写作山水诗文，对山水风景的鉴赏必然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许多著名文人担任地方官职，出于对当地山水风景的向往之情，并利用他们的职权对风景的开发多有建树。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僚，不仅参与风景的开发、环境的绿化和美化，而且还参与营造自己的私园。凭借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经营，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之中。中唐的白居易、柳宗元、韩愈、裴度、元稹、李德裕、牛僧儒等人，都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官僚。—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他们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无不心力交瘁，却又无不在园林的丘壑林泉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他们对园林可谓一往情深，甚至把自己经营的院宅中的一木一石视为珍宝。在这种社会风尚影响下，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清沁雅致格调，得以进一步地提高、升华，更附着上一层文人的色彩，这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以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者。推而广之，则不仅是文人经营的或者文人所有的园林，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如果把它视为一种造园艺术风格，则“文人化”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乃是广义的文人园林。他们不仅在造园技巧、手法上表现了园林与诗、画的沟通，而且在造园思想上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园林艺术的灵魂。—第四章园林的全盛期—文人官僚开发风景、参与造园，通过这些时间活动而逐渐形成其对园林的看法。参与较多的则形成比较全面、深刻的“园林观”，大诗人白居易便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人。白居易酷爱园林，在他的诗文集中，有相当多的诗歌、文章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