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2年第》期(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2”9”9作者简介:孟修祥(19《》))，男，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硕士;梁惠敏(19《8))，女，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讲师。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孟修祥1梁惠敏2(1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434”2”;2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湖北荆州434”2”)摘要: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故有“楚艳汉侈”之说;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关键词:楚辞;汉赋;影响;接受分类号:I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3-8”19(2””2)”》-””《3-”》《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中国文人的不解之缘。因为它最先代表着文人，以最为强烈的印象，把当时许多复杂的社会状貌和诗人自己内心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人格个性，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楚辞》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这是比较全面而且是最早论述《楚辞》对后世影响的话语。王逸注意到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模仿《楚辞》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模式、艺术构思及华丽词藻，但王逸并非是在对《楚辞》的影响作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就王逸所处的时代来说，还只能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孕育着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的阶段，他对《楚辞》业已产生的影响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并且独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辞》“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的预言。后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一篇，比较系统充分地论《楚辞》之成就与影响。我们截取其中这样一段话: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论《楚辞》之影响与王逸有所不同。他注意到屈、宋所抒发的对现实的抑郁之情怨，离居时的悲伤感怀，描写山水的生动形貌，以及时令节侯的变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结:楚辞将“衣被时《3人，非一代也”。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主要是为汉王朝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需要而出现的。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际，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强盛，民生富足，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汉赋应运而生。在汉武帝时代，从皇帝公卿，到文人学士，直至地方官吏、行伍将领皆有赋作问世。到汉成帝时，仅献给皇帝的赋作就“千有余首”，而楚辞中铺张扬厉、惊采绝艳的特点正好适合了汉赋创作的借鉴要求。所以《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学的影响与接受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一个新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形成一种文学需求时，这种文学自然应运而生，它也会自然地接受和选择已有文学成就中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验，过去已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主旨情调、意象原型、语言风格等等，必然对新的文学创作起到影响作用，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就是如此。最早把汉赋之源与楚辞联系起来的是西晋的皇甫谧，他在《三都赋序》中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凌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因为班固在《两都赋》中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所以皇甫谧借用其说。但是，他特意评价荀子、屈原的辞赋创作，明确指出了“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失志是贤人创作辞赋的动因。“因文以寄其意，托理以全其体”，所以成为赋体文之首，也就是赋体文的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也认为汉魏四百年的文学，其源出于《诗经》、《楚辞》;王夫之和刘熙载说得更为具体，王夫之《楚辞通释·九辩》说宋玉《九辩》“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以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刘熙载《艺概·赋概》说“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这些说法虽不全然正确，但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楚辞对汉赋的直接影响。虽然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也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也说明了《诗经》对汉赋的启示作用，但比较《诗经》与《楚辞》，后者影响汉赋显然要广泛深入。班固《汉书·艺文志》把楚辞与汉赋合在一起，罗列屈原、唐勒、宋玉、荀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等1”》人，作品1””4篇。刘向编《楚辞》也把贾谊的《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赋作放了进去。毫无疑问，从汉代起，人们就已经明确了楚辞与汉赋的源流关系。为了比较清晰地看出其影响的范围和线索，我们有必要把汉赋的两大类型，即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和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抒发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也有人将其称为骚体赋)的发展线索作一简略梳理。以严可均《全汉文》和《全后汉文》中所载的14”篇左右的辞赋作品为据(包括断章残句)，其中抒情辞赋《”多篇，以抒情为主的变体1”多篇。虽然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表现的主题大体不出“悲士不遇”，情调以忧怨为主。或仿《离骚》，或仿《九章》、《九歌》，与楚辞之格调大同小异。如果粗略地勾画其线索，则以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发其端，这些作品明为赋，实为楚辞体。其后有庄忌¹的《哀时命》，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等等，有意识地模拟楚辞，逐渐导向汉大赋的产生这一发展方向。尤其是枚乘《七发》的出现，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文词铺张夸饰，从而搭起了贾谊到司马相如之间的桥梁。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云:“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脂，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观仿太切，了无新意。”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º的出现，标志着汉大赋的形成。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聚雕篆之轶材，发绮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4校雠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在乎。刘勰指出了汉代辞赋自武帝起就非常受重视，直到成帝、哀帝，时间已过百年，辞赋家的创作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总的趋向上看，由于屈原的深刻影响，辞人之作始终保持了楚辞的文学传统。下面分别从汉大赋与抒情赋两个方面来谈汉赋所受楚辞的影响及其变异。2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宗经遵道，因此，对楚辞之惊彩绝艳与汉赋之铺张扬厉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又确实指出了汉大赋源于楚辞而出现极大变异的现象。《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之语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内，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扬雄《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追求结构的宏大，语言的华丽，句式的工整成为汉大赋的共通之点。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是与楚辞有其渊源关系的。楚辞的特点是“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创造规模宏大的场面，采用华丽多彩的装饰来达到不同凡响的气势。如《离骚》中写屈原几次漫游就是如此。以第一次漫游为例:“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屈原的漫游队伍非同一般，有月神望舒，风神飞廉，灵鸟鸾皇，还有雷神、凤鸟，，等等，队伍浩浩荡荡，场面神奇壮观，笔调非同凡响。陈本礼《屈辞精义》说:“(屈骚)洋洋洒洒，滔滔汩汩，无义不搜，无典不举。起伏照应，顿挫回环，极文人之能事。”《离骚》充分体现了屈原的这种写作特点。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是这种写法:“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虫儿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陆，泰山为橹，车骑雷动，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虽然是写天子游猎，不同于屈原想象中的云天漫游，但是，赋中写天子率领浩浩荡荡的游猎队伍是“车骑雷动，殷天动地”，声势浩大，场面惊人。镂象、玉虬、虫儿旌、云旗、皮轩、道游之类的描写，雍容华贵，又威武雄壮。这恐怕就是刘勰所谓“楚艳汉侈”的依据。楚辞中许多作品都采用了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离骚》的漫游规模，《九章·橘颂》对橘树品质的反复形容，《招魂》与《大招》从南写到北，从东写到西，天地上下四方面面俱到，都给予汉大赋的作者们以模写的范本。楚辞的诡异之词对汉大赋的影响也很明显。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至于(《离骚》)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女戎女，诡异之辞也。(《天问》)康回倾地，夷弓毕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异乎经典者也。”虽然在刘勰的话语中，是以一种批评的口气来说的，但确实说出了《楚辞》充满丰富而神奇的想象，利用神话传说来构造奇特的艺术氛围的浪漫艺术特色。《夸饰篇》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基。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附于鬼神。”汉大赋的夸饰手法的运用比之屈、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内容上看，汉代有些赋作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楚辞的内容，以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为例，其中描写鲁灵光殿上的雕画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炳焕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用，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鲁灵光殿上的雕画，正是屈原《天问》中所写到的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王延寿在赋中细加描述，恐怕与屈原《天问》在他的脑海中印象甚深不无关系。虽然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不是汉大赋，但刻画人物之美，表白自我之坚贞的用心，完全脱胎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同样虚构一位东邻美女如何美貌，如何诱惑人，而始终不为其动心:“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兹矣，臣弃而不许。”后东出郑卫，又遇一美女的诱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而作者始终是“脉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