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素质

统治者的素质统治者，泛指在某一政权行使最高统治权的个人或群体，也包括有实无名的权臣、掌权者如曹操等人。中华社稷千秋，祖宗百世，2000多年的皇帝制度下共有超过400名统治者，而为后人所称道的统治者却只有汉文帝景帝、唐太宗、清圣祖等区区几人。这不得不引人深思，作为统治者应该具有何种素质，同时也反躬自省，以史为鉴，自己应该如何培养自身的领导才能。笔者姑且以中国诸子百家为据试论此题，简要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先秦道家那里，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保留着古人关于统治者素质的政治思想主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统治者应该具有诚信正直的素质，身为统治者却悠闲自在很少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政治权力丝毫不得强加于人民身上，即政府只是服从于人民的工具而已，人民和政府相安无事，各自过着安闲自适的生活。当然，这只是老子的主观愿望，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对儒家而言，针对统治者素质的政治思想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无一例外将其归于儒家的主要思想，但并非儒家首创，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也可以说，“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就是修身养德，要求统治者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按照孔子的言论，要做到“仁”与“礼”，达到内圣，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以下层百姓为对象，以礼乐为主要工具，辅以刑政，试图达到“名人伦”的目的，来稳定民心，稳固统治。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要成为优秀的统治者，就必须“修身”，这样自然能“治人”，而“治人”必先“修己”。而在韩非子这位法家集大成者来说，统治者首先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同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统治者要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则“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其次，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君主要集中掌握“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最后，韩非子还认为统治者要厉行改革，具有“法治”思想，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还强调，君主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特别强调统治者要“知人善任”。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一、在选人标准上，古人强调德才兼备。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管子·立正》)。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进而，司马光分析了不同的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尽管古代所讲的德才与我们今天的德才内涵不同，但在选人的原则上，则是相通的。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他又说：“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统治者要有宽广、无私的胸怀去，对人不可求全责备，要看主流，看大节，不能以完美标准寻求人才。进而，孔子认为，人才选拔不以个人好恶和亲近远疏为标准，要“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应该以其是否正直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为标准，而不是以其出身血统和社会地位为准。对此，荀子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标准，“内不可以阿弟子，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选用人才要注重其能力，而不要受外在关系的影响，对外不回避仇人，对内不回避亲戚，唯才是举，唯贤是举。二、选人方法上，古人强调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论语·公冶长》)；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将苑·知人性》)。孔子说：“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不要因为某人的话说得好，就提拔重用他，而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进行全面地了解和考察，即“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即既要考察其言行的动机和效果，又要了解其现状与历史。这样对此人的德才面貌才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不致因囿于一时一事的片面观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针对当时以貌取人、重貌轻德的现象，孔子特别提出提出要把“质直而好义”的人与“色取仁而行违”的人区别开来(《论语·颜渊》)，有的人是真正的品行正直、爱好仁义，而有的人则在表面上装出仁义的面孔，而行动上却违背仁义。孔子认为，对人的考察不能偏听偏信，要兼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提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对于世俗毁誉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考察，不可简单地决定一个人是否选用和晋升。三、用人方法上，古人强调察能授官，以礼相待。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认为不能交给一个人不可做、不能做、或他不了解的工作。勉为其难，强不能为能,强不知为知,结果只能劳而无功。同时，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墨子·亲士》)。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观点,认为人才一有自己的人格与追求,不听任别人的任意摆布,因此,不能把他们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杰出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管子·霸言》)。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情》),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结语：今天，我们研究分析统治者的素质并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史为鉴，察古观今，为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进而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打下良好基础。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章句”多而实例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也恰恰启示着我们更要在实践中提高个人领导才能，为个人事业发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