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牧场的变迁及影响

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牧场的变迁及影响作者:关亚新收稿日期：2007-09-11作者简介：关亚新（1968-），女，辽宁沈阳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东北史。摘要：养息牧牧场是清王朝设在东北柳条边外的惟一皇家牧场，畜养大量的牛羊马，不仅供应盛京三陵祭祀之用和补给八旗官马之需，而且部分产品成为清皇室的贡品。这座几乎伴随清王朝始终的皇家牧场，它的设立、发展、试垦、续垦和放垦演绎了养息牧牧场恢复、繁盛、衰落和消失的全过程。关键词：清代；养息牧；牧场；变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3-0086-08清代皇家养息牧牧场，位于辽宁省阜新地区。这里曾是明中后期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游牧之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兀良哈部内附于明朝，就地设立卫所，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泰宁卫在今吉林省洮儿河流域，朵颜卫在今洮儿河、归流河上游地区，福余卫在今乌裕尔河与绰尔河流域。兀良哈三卫或为避免草原部落的侵扰，或为寻求明朝的政治保护，或为创造与明朝的经济互市，几次南迁。直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兀良哈三卫“自全宁抵喜峰近宣府置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置泰宁卫，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置福余卫。”［1］（《全辽志》卷6，p.683）兀良哈三卫“不树五谷，不种蔬菜，渴则取马牛羊之乳而饮之。”［1］（《全辽志》卷6，p.683）明末，清军多次从福余卫之地进入辽西，与明军作战。清入关后，在此设立牧场,畜养牛羊，专供盛京三陵祭祀之用，称养息牧牧场。在其后的二百五十多年里，养息牧牧场经历了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变迁。它的设立恢复了明末清初因战争而破坏的草原，它的发展证明了草场植被的繁茂，它的试垦表明了牧场让位农耕之始，它的续垦和放垦演绎了牧场的一步步消失。本文欲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视角阐释养息牧牧场的变化与养息牧牧场，设立于清朝初年。据《蒙古游牧记》一书记载，养息牧牧场“旧作阿什穆，又作杨柽木，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牧场设杜尔笔山下。太祖征明大军必由都尔弼入边既是地也”，［2］（卷1，p.469）杜尔笔（都尔弼），乃蒙古语四方之意，杜尔笔山是在草场上突起的小山岗，山顶有明代修建的四方形大墩台，汉语称为高山台（今阜新市彰武县高山台），是养息牧牧场的地理坐标，其翼长等的办公场所即建在杜尔笔山下的西北角。《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又于盛京养息牧地方，设牛群十，羊群六，设司牲官笔帖式等，一应事宜，隶盛京礼部，造册报部，代为题奏。又议准，牛羊倒毙，皮张交与工部，肉给听事人，内馆外场同。其张家口外及养息牧，如遇大雪酷旱瘟灾，报部题明，以备稽察。”［3］（p.11971）经过十几年的牧养，养息牧牧场的牛羊日益增多。到康雍乾时期，为满足清廷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繁衍牛羊马，使养息牧牧场得到长足发首先，设置牧场管理机构，明晰管理权责养息牧牧场设置的管理人员有：总管、翼长、领催、牧长、牧副和牧丁。牧场牛羊的孳生，牛羊群的扩大，急需增添人员，康熙四十九年（1754）议准，养息牧牧场选蒙古内殷实有用之人，补牧长二十人，牧丁二十人。牛羊群经定期均齐、额设后“盛京礼部养息牧共牛二十群，每群牛六十头，羊二十群，每群羊五百只。左右翼分设正翼长、副翼长、领催各一名，副领催两翼各四名，分管牛羊，牧长、牧副每翼各二十名，以正副总管统之”。［4］（p.327）进一步明确牧场管理职责和牧群畜养数量。乾隆十五年（1750）时，养息牧牧场总管隶属盛京将军。同年，乾隆帝裁撤养息牧牧场马群，部分管理人员被裁减。乾隆十七年（1752），“盛京将军阿蓝泰疏称，养息牧哈岱郭洛地方向设牧群三十，除裁汰外，现止八群，若仍前补放翼长二员，未免浮冗，请将翼长富勒赫革职，员缺毋庸补放，即以现在六品翼长改授副总管，嗣后六品副总管缺出，照翼长缺出例拣选保送”，［5］（p.685）为使牧群得到细心照看，责任直接落实到牧长、翼长身上，乾隆十九年（1754）“养息牧补用牧长二十人，人辖二群，交翼长总理。”［3］（p.11975）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被视为旧群，隶盛京礼部；后增加的牛群和黑牛群，隶盛京将军衙门。为便于管理，使其划一，乾隆三十年（1765）将新旧两群，统归盛京将军衙门管理。养息牧牧场隶属关系的调整，牧场管理的逐步完善，为牧场的恢复和发其次，实施人员奖惩制度，促进清王朝把牛羊群的孳生额作为衡量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政绩的标准，受奖者得钱物，受罚者挨鞭打。“康熙元年（1662）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每牛群给牛百头，均齐时，于孳生五十头外多一头者，赏银五钱，少一头者责三鞭。每羊群给羊百只，均齐时，于孳生百只外多十只者，赏银五钱，少十只者责十鞭。其该管翼长赏例，如所管牧长全得赏者，赏翼长马一匹，得赏多者，赏翼长貉裘一领；得赏少者，翼长鞭五十，全不赏者鞭八十，革退翼长。”［3］（p.11971）为使牧场管理人员获奖增多，康熙帝根据牛羊群均齐时孳生的数量，调整奖惩办法，“康熙十二年（1673）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三年例应均齐。每牛三头孳生一头，多一头者，赏布一匹；少一头者，责二鞭。每羊三只孳生二只，多二只者，赏布一匹；少一只者，责一鞭。布不过六十，鞭不过百。其翼长赏罚，照元年例。”［3］（p.11971）为防止冒领，康熙帝提出依据牧场羊群缺少额与孳生额之比，决定给赏，康熙五十四年（1715）“翼长该管各牧群，所缺羊与所余羊比算，仍于孳生额内有缺者，不准给赏貉裘。”［3］（p.11973）雍正帝继位后，着重管理养息牧牧场骟马群，实行九级奖惩制度，雍正七年（1729）“又养息牧管骟马群官员，如一年百匹马内不至倒毙者，加一级；倒毙自一匹至四匹者，纪录二次；自五匹至八匹者，纪录一次；自九匹至十二匹者毋庸议处议叙。倒毙自十三匹至二十匹者，罚俸一年；倒毙自二十一匹至三十匹者，罚俸二年；倒毙自三十一匹至四十匹者，罚俸三年；倒毙自四十一匹至五十匹者，降一级留任。如有倒毙数目再多者，照倒毙数目计算降级。”［3］（p.6655）到乾隆帝时，养息牧牧场实行更为完备的牛羊倒毙抵补之法，额外孳生牛羊处理之策，管理人员奖罚之责，乾隆十五年“每年牛百头内倒毙十头，倒毙之大牛皮四张，小牛皮五张，各抵补二岁牛一头，入群牧养。每年羊百只内倒毙十六只，倒毙之大羊皮六张，小羊皮七张，各抵补二岁羊一只，入群牧养。每三年，牛三头孳生一头，羊三只孳生二只，额外孳生牛一头，准抵缺欠羊六只，牛犊一头，准抵缺欠羊羔五只。孳生羊六只，准抵缺欠牛一头，羊羔五只，准抵缺欠牛犊一头……该总管等三年任内，于应得孳生额外多得孳生，交部议叙。缺额勒令在任一年赔补，赔补不完者，交部议处。额外多得孳生，均入群外，余照依时价变卖，所得银交盛京户部”，［3］（p.11975）乾隆帝还对牧场管理人员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办法，轻者扣掉月饷，重者治罪免官。乾隆十九年，“牧长月银一两，翼长二两。倘孳生不敷，即将月费扣抵，如仍不敷，严加治罪，其总管副管，概行裁汰。”［3］（p.11975）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奖惩办法的实施，调动了牧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地实现了奖勤罚懒，使牧场管理制度日臻完备再次，扩充牧场种群数量，牛羊马齐备养息牧牧场分为四营，一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二在盛京西八十五里的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三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四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苏鲁克黑牛群牧营。苏鲁克是蒙古语，愿意为畜群，通常指牧工与牧主之间的关系，牧民代养牧主的牲畜称“养苏鲁克”；以劳役形式将牲畜交给属民放牧的称“放苏鲁克”。养息牧牧场因其扩充牧群而有新旧苏鲁克之分，后设的牛群和黑牛群均为新苏鲁设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顺治初年仅有牛十群，羊六群，经数十年的牧放孳生，虽一再均齐，但每群牛羊的数量过多，不得不增设新的牛羊群。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六牧群羊只众多，分为十群，每群羊六百八十八只……嗣后牧群内牛羊孳生可足一群，即照例增设牧群。”［3］（p.11972）康熙三十三年（1694）又定：养息牧牧场分牛羊群各十群。康熙三十六年（1697），再次调整牛群数量，定为牛群每群增牛十头，羊群仍旧。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虽定期均齐，但每群牛羊数额每次均不同，为便于统计，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出规定“养息牧牧群，于三十三年均齐时，牛群十，原额牛五百八十九头；羊群十，原额羊六千七百二十七只。今孳生甚多，除屡年各项取用外，现存牛千一百五十三头，羊万二千三百有八只。将此孳生牛羊，增设牛群十，羊群十，新旧共四十牧群……每牛群拨牛五十头，连前十群，共牛千头。每羊群拨羊五百只，连前十群，共羊万只。其余剩牛一百五十三头，羊二千三百八只。俟后次分群时，一并议奏。”［3］（p.11972）到乾隆十五年时，“养息牧牧群，定例牛二十群，每群百头。羊二十群，每群五百只。”［3］（p.11975因清廷为补充八旗官马之需，在盛京西八十五里之处设置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康熙八年（1669），设骒马三群。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设骒马十七群。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设骟马六群。乾隆二年（1737），增设骒马四群，骟马二群、乾隆六年（1741），裁骟马二群。乾隆十五年，裁骟马六群，止留二群；裁骒马十八群，止留六群。养息牧牧场马群削减后，滋生下降，耗费繁多，乾隆十九年决定将其移归大凌河牧养，“至养息牧骟马均归大凌河骟马群内，骒马为数较多，请另设四群，各五百匹，余均入大凌河骒马群内，草豆照大凌河例支给。每群各设牧长一员，副牧长一员，牧副一员，牧丁十五名。应添牧长等，令总管拣补。牧丁，请于大凌河骟马十群，每群牧丁二十五名内，各酌裁五名拨补，尚少十名亦令总管拣补。其养息牧原给关防交礼部销毁，再养息牧口外牧厂留归大凌河牧放，口内牧厂交该将军酌办，从之。”［5］（p.689）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将养息牧牧场的骟马二群、骒马六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至此，养息牧牧场马群消失，马厂闲旷康熙帝为使养息牧牧场日渐孳生的牲畜有更广阔的草场，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设置牧群牛营。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牛群，设牧长一人，领催一名，牧丁十名……交盛京将军于蒙古等子弟内选补。”［3］（p.19142）康熙三十二年时，设牛五百头，为五群。以后陆续孳生至二千三百八十一头，裁撤三百八十一头，定设牛二千头，分九群，设牧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副牧长一人，领催二人，牧丁十五人，均食一两钱粮。每应盛京祭祀黑牛之需，乾隆帝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设置苏鲁克黑牛群牧营。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盛京祭祀黑牛，于盛京礼部所管旧游牧群，并养息牧新游牧群，孳生各色牛内，选出五百四十头，交奉天府所属州县变价，采买黑牛送至。另设黑牛群，牧放孳生，至千牛为定额，其新设黑牛群，即于新游牧旧游牧二群所设牧长委署翼领、领催、牧丁、闲散蒙古等，分派照管牧放。”［3］（p.19161）之后，黑牛群定额为一千，分四群，设翼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其副翼长一人，牧长三人，均食一两钱粮。每养息牧牧场随着牛羊马的大量繁衍，牧场范围也不断扩展，“至新旧苏鲁克牧厂，在养息牧边门外，周围二百五十余里，东至宾图王界，西至吐默特贝勒界，南至边墙界，北至库伦喇嘛界。”［3］（p.956）如此广袤的牧场，是牛羊马孳生的基本保证最后，增加牧场使用职能，保证清朝入关后，极其重视盛京三陵的祭祀，不但规定了祭祀的时间，而且规定了祭祀的官员，使盛京三陵祭祀的规格逐步提升，祭祀的时节日渐增多。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国初定，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三陵大祭，一应礼仪，由部专司……福陵、昭陵忌辰，各总管官承祭。又定，十月朔祭三陵。万寿圣节祭福陵、昭陵，各总管官承祭；每月朔望，各掌关防官承祭。又定，寿康太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于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各掌关防官致祭。”［3］（p.11977）到康熙帝时，明确规定盛京三陵四大祭的承祭官，由盛京将军、副都统四部侍郎内各选一人承祭。而乾隆帝继任后，突显对盛京三陵的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