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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的主帅。从古史辨运动一开始，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1册写了一篇长达6万字的《自序》，突出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的缘起。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发表了2万字的长文《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1982）。[1]因此，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细读这两篇自述，可以发现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的叙述有颇不一致之处。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他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26页，1982）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43页，1982）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辩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78页，1982）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时，他却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12页，1982）这里，再也不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自己的影响了。除了顾颉刚的自述以外，学者们对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来源多有分析。恒慕义《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屈万里《我国传统古史说之破坏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施乃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大致都采纳了顾颉刚《自序》的自我解说。[2]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则认为古史辨派的方法论一是受胡适一派考证方法的影响，一是受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25－27，32页，1981）王汎森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层累造成说”是受了崔述的《考信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民俗戏曲研究、康有为、章太炎这几层影响而发展成的，但促成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36－55页，1987）与上述诸说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里说：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这工作的发起人是钱玄同。……他在《新青年》时代即热心于废止汉字，认为“二千年所谓学问，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或“道教妖言”。要“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此必须废止汉文。他认为中国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主张用世界语代汉文，而以英文法文为过渡。……废止汉字之事虽未成功，他觉得还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诸人盛称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书，是科学方法。姚际恒的伪书考、康有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扩大范围考证“伪事”。他知道日本有一个幸德秋水，写过“基督抹杀论”，说基督无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着又有一个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说古书所传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此外，日本有一贱民阶级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称“废姓外骨”，写了一些书，专讲日本希奇古怪风俗以及淫书酷刑之类。于是钱氏先仿废姓外骨，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幸德与白鸟之舌，说易经代表生殖器崇拜，尧舜禹皆为神话。尧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和依据易经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二、因为没有发现夏代铜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点外国讲神话的书，例如洪水是神话等。四、再加他们的想象和附会，例如，说文说“禹，虫也”，便说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这既好玩，又“科学”，可以吓唬青年，可以使外国人觉得有趣。参加的人多起来，顾颉刚将这些文字、通信收起来，名曰《古史辨》，由朴社出版。这由民国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为这时已有土肥原进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灭亡中国运动，无须他们来灭古史了。（83、84页，1973）胡秋原认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这一观点了解的人很少，而且也没有被专家认同。[3]比如王汎森就认为：这个说法是否影响到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的。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过热烈的讨论。（53页，1987）刘起釪也认为：此说并没有对顾颉刚先生1923年所倡尧舜禹是神不是人的疑古学说产生影响，因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1994）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我国的古史辨运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胡秋原强调钱玄同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中的作用，以钱玄同与顾颉刚并称，这是很具卓识的。就地位而言，钱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就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9年成为《新青年》编委，而顾1920年7月方从北京大学毕业。杨尚奎认为顾颉刚讨论古史先后有两个有代表性的论点，一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1981）“层累”说是在与钱玄同的通信讨论中提出来的，顾颉刚的《自序》回顾这一过程时很坦率地承认：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49页，1982）从“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到怀疑经书本身，钱玄同的这一点拨使顾颉刚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这才导致出顾颉刚对《尚书·尧典》所载尧舜禹事迹的否定，从而产生了“层累”说。至于“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也是如此，顾颉刚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说：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今古文问题，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象莲香，古文家好象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在这段话的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的方士和儒士》这个通俗小册子。（13、14页，1982）钱玄同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古史辨》第1册213页，1982），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许多激烈疑古的论点。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他说：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古史辨》第1册，67页）“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古史辨》第1册，69页）《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钞成的伪书。（《古史辨》第1册，77页）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古史辨》第1册，77页）《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古史辨》第1册，77、78页）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他对顾颉刚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在为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古史辨》第1册，66页）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是古史辨运动与历代辨伪活动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运动代表人物与历代辨伪家的根本区别。所以，考辨古籍、考证人物的真伪并非古史辨运动的真谛，它只是手段。而钱玄同正是把握了这种“真谛”的人，胡秋原视他为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钱玄同这种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没有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呢？胡秋原说他废姓源于外骨，以《易经》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尧舜的存在源于幸德秋水和白鸟库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钱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东京看望其兄钱恂，小住三四个月，随兄游览名胜，并学习外语。1906年春回国，9月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回国。[4]从18岁至23岁，钱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会日语，对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应有所了解，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自属必然。就以对易卦起源的认识来说，钱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说的提倡者，[5]这和他们都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是有关的。[6]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其著作《社会主义精髓》、《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都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翻译。特别是《社会主义精髓》一书，1903年7月日文首版后仅两个月，留日学生就出版了中文译本，以后不到4年时间竟又接连出版了两个新的中文译本。所以，钱玄同、郭沫若受他的影响，一点都不奇怪。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文学博士，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任学习院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1－1903年留学欧洲。吸取语言学、民族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创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主持满铁的满蒙史迹调查工作，创立东洋文库为日本东方学奠定基础，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讲演，其记录在东洋协会发行的《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文章说：中国传说之背景以儒教为理想，其中包括负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传说一直被视为历史事实，无人提出疑问。现试以别种解释，批判其所谓之人物遗迹，并探讨其由来。……首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