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丁冰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Manville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Douglas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