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罗从彦的道德修养观

1试论罗从彦的道德修养观周建昌引言罗从彦(1072一1135年)，“字仲素，沙县人，以累举，恩授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初卒。淳祐间追谥文质”①，俗称豫章先生，《四库全书》收《豫章文集》十七卷②。他“上承伊洛、龟山之统，下启延平、晦庵之传，斯文一脉，万世是宗。”③是北宋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与杨时（1053－1135年）、李侗（1039—1163年）和朱熹（1130－1200年）并称为“延平四贤”④。罗从彦“自幼即不为言语文字之学，及长严毅清苦，刻志求道。”⑤对学问“潜思力行、任重诣极。”⑥由于他的儒学造诣极高，后被配祀孔庙，受到历代官府和学人的推崇。罗从彦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修养”一词，第一次正式使用的人就是罗从彦师长的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年）的哥哥程颢（1032－1085年）⑦，他认为“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近思录》卷二）也就是说，修养关乎人之生命、国之繁荣及人生理想。修养十分重要，那修养是什么呢？古语云“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修养就是通过学习、磨练、涵养和陶冶等途径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塑造，从而达到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在修养观上，罗从彦继承了儒家传统的“由己及国”的渐进修养模式和二程“主静”⑧之主张，在修养方法和修养观念上主张“静处观心”，在行为道德上主张“操存养性”、政治道德上主张“名节忠义”，其主张颇为独到，值得我们借鉴。一.静处观心罗从彦继承了二程洛学的静修思想，主张静以修德、清心静守、谨初善道。在对道德的认知理论上主张由内而外的内修，力求探知“未发时作何气象”，属内倾的意识修养观，在修养方式上主张“静坐”，在修养内容上主张以“圣人之学”和二程之学为主。他的内向性修德观与朱熹外向性修德观颇不相同，但内修和外修作为道德修养的两种，都具有实用性和科学性。①《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豫章文集·提要》，第一页，以下简称《豫章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发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本，第641页，以下简称“景印本”。②卷首有《年谱》一卷不计在内，卷一《经解》有录无书，实止十六卷。③《豫章文集》，序，第二页，景印第643页。张泰（明成化年间沙县知县）序。康熙版《沙县志》也称罗从彦“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斯文一脉，万古是师。”④前三位又被称为“南剑三先生”，“他们是闽学的先驱，也是洛学与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人物。他们递相授受，致力于二程洛学的传播与阐发，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必要的准备。”见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⑤清·朱轼、蔡世远订：《历代名儒传》卷之五，罗从彦传。⑥《豫章文集》，序，第一至二页，张泰序，景印第642—643页。⑦就是罗从彦老师杨时的老师程颐的兄弟。罗从彦的思想就师承于二程⑧见程颢的《近思录》卷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21．静以修德道德和品行的修养需要方法的支撑，没有方法犹如过海没船一样，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在修养方法上，罗从彦主张以“静”修德，“静”以养性。他在一诗中这样写道：“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①在他看来，只要安下心、静下神，平心静气，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去探究大千世界，“奥理”才有可能获得，反之则不然。此处“静”字，外则为客观环境，内则是精神、心态和心理。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环境可以通过心理的调节加以控制，心静，环境再不静，也不能阻止自己对道德品行的修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外部的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只有从内心修养出发，才能达到真正的“静”。在修养中，修者不应片面以外部环境的“静”为条件，以为没有“静”就求不到“善”；更不应以环境为由，借以降低自己对高尚道德和品行的修养，面对着嘈杂的环境，修者应学会改变自已的心态，以安静、闲适之心来探究世界、认识世界，切不可浮躁不安，更不可为世俗浮华和虚夸所累，为追求真理，荣华、富贵、荣辱甚至性命都可以抛弃。朱熹说：“罗仲素先生都是著实仔细去理会”，又说“罗公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②罗从彦的这些行为，都与其本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要修“圣人之学”，要悟出圣人之理并非易事，非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耐心仔细的研究精神不可。既然要静下来搞研究，则必须避居一处，冷静思考，因而失去了与乡里亲友的联系，造成了“里人鲜克知之”的后果，这是自然的，也是其“靜处观心”所导致的结果。“心源寂静映寒潭，每欲操存更养涵。”③罗从彦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志载，学成之后的罗从彦在罗浮山“静坐三年，以观天地万物之理。”④他摒弃一切杂念，专心于学问，不求功名利禄，不求人知，静心学问，“有志于学，无志于仕”，“深造圣经之奥旨”，结果“不求人知，人自知之。远近之士，闻风慕道，重迹而前，肩摩而袂属也。”⑤明思想家洪应明在其《菜根谭》一书提出“修德忘名”的论点，指出“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誉，必无实诣。”⑥洪应明的“修德忘名”论与罗从彦静修观是相吻合的。“静”以修德，罗从彦非但自已躬而行之，他还进一步教育并影响他的弟子，李侗曾在答朱熹的信中说：“侗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⑦在罗从彦的影响下，李侗“志于绝学”“箪瓢空，怡然自适，”⑧潜心修养，以至于他能“上达不已，日新如此……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⑨修身养性为什么要采取“静”修之法？罗从彦说：“静中看喜怒哀乐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于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⑩他认为“进学”之关键就在于“静中看”，探知事物未出现之前的状况，唯此方能看清事物变化的全过程，寻找出事物变化的原因和根据，罗从彦的这种研究和修养方法，可以称之为“探源”法。通过探寻事物变化的前后状况，从纵向、发展的角度分析事物，以此体认事物变化的规律，研究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根源，这确是“进学”的一条捷径，不知前因，哪知后果！罗从彦的“探源”观念，不唯是研究儒学的①《豫章文集》卷十三，第一页，《观书有感》，景印第754页。②《豫章文集》卷十四，第十页，景印第763页。③《豫章文集》卷十三，第五页，《再用韻送延年》，景印第756页。④《豫章文集》序，第一页，张泰序，景印第642页。⑤《豫章文集》卷十二，第八页，《诲子侄文》，罗大中跋，景印第753页。⑥李云译注：《菜根谭》《鬼谷子》，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⑦《豫章文集》卷十四，第九页，景印第762页。⑧李侗著：《李延平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版。⑨《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⑩《豫章文集》卷十四，第十页，景印第763页。3捷径，即便用之于自然科学研究，也是有启发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只是研究事物的现状、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事物的成因、前缘及其起源，即自然科学对事物之“未发”状态的追溯，这是解决诸多科学研究的关键所在。与“进学”一样，罗从彦认为，“静中看”之法同样可用于“养心”，以静观动，用冷静之心以观跳动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以冷静之心观察人间世事和人生百态，他认为这是修者的“养心之要”。不可想象的，用浮躁之心，看浮躁之世界，还能看到什么规律，还能领悟什么正道、天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朱熹的门人曾经问李侗说，听说先生对“静坐之说”不以为然，李侗说：“此亦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若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又说：“旧见罗先生云，说春秋颇觉未甚惬意，不知到罗浮极静后，义理会得如何？某心尝疑之，以今观之，是如此。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①李侗的这一说明，非常贴切地解释了罗从彦的“静坐”观。罗从彦的“静坐”是有目的的，不单单是为静坐而静坐，静坐目的就是为了“静”心，要想探求道理，必须“静”下来，如果“心下热闹”，那是无法得出“道理”的。②关于罗从彦的道德修养论，学者或以为“把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作何气象当作进学和养心的妙方，并自己用数十年的静坐工夫加以体察，既无聊又酸腐。”③我却以为，正是这种方法，培养了罗氏门生弟子能在理学有所悟出，并发扬光大。静，非迂腐，静，确是修养妙方，不管在求学、问知、仕官乃至生活等方面，如能以“静”为要，以凡事先“静”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不为世俗杂事所扰，专心致志于事，则静而清，清而明，明而通，通而顺，顺而达，凡事皆可成也④。实际上佛学禅宗就主张通过静坐的办法来思考问题，领悟人间世事，终极道理，正因为罗从彦的“静”修法与佛学的“禅坐”相似，因此有学者这两者等同起来，认为罗从彦杂入禅学，其实是不正确的，只能说，他们是殊图同归而已，因为罗从彦一向反对佛学，这一点参见后文分析。罗从彦的“静”修观与杨时“幽闲静一”观是一脉相承的。杨时曾经这样教导罗从彦：“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⑤读书如此，修行也是如此。俗话说“心静自然凉”，“理在静中求”，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抛弃一切杂念，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专专心心地去研究学问，唯此方能悟出事物的规律，特别是针对“心”——这一最难以捉摸、浮躁不安、飘忽不定、时上时下永动着的精神意念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难掌握，因而更需以“静”制之！在静中求知“心”，看“心”有没有定数、有没有定理、有没有定性；在静中寻安“心”，探人对“心”如何打理、如何确定、如何安排、又倾向于哪方、偏向于哪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非静难以探得，静能专心，专能究深，深能达理，达则信服，信则坚持，持可养性，性成理出，“古意”可得矣。在修行中，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研习，应专心于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不要过分地考究①《豫章文集》卷十四，第十一页，景印第763页。②《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记载,朱熹曾听李侗说罗从彦对《春秋》的理解很肤浅,不若胡文定。后来,罗随人到广州,在罗浮山静心养性两三年,才把《春秋》看得较透彻,并领悟了书中的大义。朱熹说他开始对此并不理解,认为读《春秋》与心静有什么关系?以后终于明白:“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转引自李平著《中国文化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42页。③高令印、陈其芳著：《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32页。④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情”、“心”等命题,都由此生发而来。“喜怒哀乐”,情也。情之未发为中、为性、为天理。所以,观“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也就是求中、见性、明天理。那么,如何观“喜怒哀乐之未发”时气象呢?宋明诸儒的回答仍然是“静坐”。刘宗周说:罗从彦、李侗“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李侗尝从罗从彦为学,他回忆道:“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按照罗从彦的教导,“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转引自李平著《中国文化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43页。⑤《历代名儒传》，卷五，罗从彦传。4其文字表象，道理既明，字义即清矣。2．清心静守罗从彦在道德修养上主动“静”，在道德观念、政治主张和法制建设等方面也一向主张“守”。他说：“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万世，虽至于无穷可也。”①在“守”的同时，又主“不可废”，他说：“祖宗之法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②罗从彦一向持反对变法，他佩服王安石的才学，但对王安石的变法却坚决反对，他说，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创为新说，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凿其耳目，毒流后世。”③正是因为罗从彦否定“管心鞅法”，主张“守格法，行故事。”为此，他才编写了“合四万余言”④的《遵尧录》以呈朝廷，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里要注意的是，罗从彦主张“守格法”，并不是纯粹的复古者，他仍然有“发展观”，他在《尊尧录》序中即有“以今准古”之句，对于一些实践中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