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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价格结构及其变动，学界过往常强调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关系。如吴承明先生曾以农产品为据指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上，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虽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但在本质上是决定于国际农产品市场，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价格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即近代中国市场商品的价格结构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①]由此，在论及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水平问题时，他则将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之实现视为近代化的根本标准之一，[②]并认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是非近代化的商品市场。同时，笔者亦赞成吴先生的下述洞见。即我们都以为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论断，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或者说近代化的市场的扩大作为现代经济的根本标志。而近来在学界中影响较大的彭慕兰有关对市场和商品经济发展关系之判断也更接近强调市场经济的新古典原则。[③]但是这些理论根据还隐含地表达了下述观点。即在近代化命题的讨论中，当涉及判断一商品市场之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常强调远距离贸易和“特殊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商业政治化的发展对商业资本的组织构成、生产分工和市场扩大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发展消灭了家庭手工业，使得农产品进入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后，资本开始征服整个市场。在此种意义上近代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整个市场的商品价格结构变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④]因而，“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⑤]而在近来的研究中，当讨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中除把近代中国商品市场被迫整体性卷入世界市场当作既定前提，除论及它所具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质外，也常指出尽管其发展是属于畸形的商品经济，但其自身的市场组织和结构形态变化已与传统市场有根本区别，而且它已经开始向现代商品经济转换。[⑥]申言之，即在讨论商品市场的近代化命题时，除论及市场上商人资本构成变化和采用新的市场交易手段以及商品的市场体系扩展外，实际上也强调应把现代工业的部门结构、布局及其商品流向、流量和价格对整个商品市场价格结构变动的主导性影响视为是市场近代化的标准。然而此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命题，笔者以为则未必尽然！相反，除下述显见事实外，即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现代工业发展相对迅速，家庭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也未消失反而还有所发展。笔者拟以对华北市场上“粮棉”价格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为据，讨论市场商品结构形态与商品价格结构变动之关系及其所关涉的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标准命题。申言之，若暂不过多地纠结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既定前提，笔者拟将以农业的部门结构及其商品流向、流量和价格变动能否对整个商品市场价格结构变动产生主导性影响作为讨论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发展之近代化命题的标准。在此需特别说明：在本研究中，笔者以为华北地方市场的相关资料和口岸城市天津的相关物价批发指数以及唐启宇所编物价指数可以证明前述论断。这不仅是因为开埠通商后，天津作为区域中心市场，其市场影响力能覆盖整个华北市场乃至全国市场是显见事实，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三者都能反映出华北市场以“粮棉”为核心的商品结构，以及各自所表征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市场交易状况。同时相关学术成果业已证明口岸市场的商品价格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变动具有密切联系。[⑦]另，于本文所论的华北在空间范围界定，笔者倾向于接受罗澍伟教授的判断，以为华北区域系指黄河以北，东北地区以南，关中地区以东，黄、渤海以西的区域；差不多囊括了河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其空间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国地理中的“华北大平原”。以河北（直隶）为核心部位的这一地区，在综合自然地理、气候、人文、习俗等方面，均表现出许多内部的均质性；在经济活动上，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流范围，具有一定的内聚性；同时还是一个行政设置较为特殊的管理区。[⑧]一、近代华北市场以“粮棉”为核心的农业部门结构和商品结构在近代华北民众的生产和消费中，粮食和布棉这类商品仍居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前提下，“粮棉价格”波动所产生的民众收入和支出变化势必导致市场对商品棉布的需求亦随之变动。加之，由于近代华北农业生产不稳定，因此，华北市场上粮食或其他日常必需商品本身的价格变化，也必定会对商品棉布的市场价格变化产生影响。这表明了华北商品市场在自身生产基础和组织结构方面并无实质变化。即近代华北市场形成了以“粮棉”为核心的农业部门结构和商品结构。“粮棉”互换是华北集市上商品交换的核心内容之一。据此，我们可以讨论，此区域商品市场上，两大部类的部门的结构如何决定了其商品结构、流向、流量和二者间商品交换的价格变化互动关系。现以文献为据：（见表1）表1：开埠通商前后华北集市商品交易物资统计县名（集市名）时间市场商品物资交易状况河北顺义县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后衣，普通以棉布为之，色尚蓝、黑，灰次之。邑人不纺织，多仰给他省县（高阳、香河、宝坻等处。）直隶永平府昌黎县清同治五年前后地非通区，故无富商大贾，若粜米则籴于关东口外，绸缎则来自苏、杭、京师。土著多而客民少。虽城堡各有集市，集市皆有定期，日出而聚，日昃而散，所易不过绵布鱼盐，以供邑人之用。直隶保定府束鹿县至光绪末年惟旧城一市，为棉花荟萃之区，每年销售不下二百万斤，皆由陆路运至深州等地，作农人制衣之用，此本境所产之品，可以言商务者。另：“鹿邑介在偏壤，俗朴而质，无或作奇技淫巧以售，无或市金玉绵绣以相炫，集市所陈布帛菽粟利日用焉。……坐城正北，赴省通衢，人烟辐辏，百物杂陈，而布市排积如山，商贾尤为云集，称巨镇云。”直隶河间府献县至民国十四年前后邑无大贾，其盐局、典局多他省人为之，贩缯贩粟即商之巨者。……其他菽粟布缕牛羊鸡豚果蔬之类，趁市贸易，不足名商也。河北藁城县至民国二十年前后吾邑商业无名商大贾，惟粮商、盐商、药商、杂货诸普通之商而已，余若花生、土布、农器日用之品，亦有售出者。入境货，以煤炭、铁器、洋布、绸帛及各种杂货为大宗。河北威县至民国十八年前后销行于他境者，则白布发往蔚州、西河营及太原、平遥、太谷等处，每年约一百二十万匹。净花发往山东周村、交（胶）州一带，每年约一百三十万斤。河北高邑县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后棉花店三处，分设城内车站，由本县收买花纕年约十余万斤，销于天津、彰德等处，资本共五千余元。河北望都县至民国二十三前后粮店，本县粮店事业亦甚发达，其最著名者则有德裕、恒升、义和、义丰、万裕等数家，经营张家口之红粮、小米，销售县内，同时将本县之芝麻、小麦贩卖出境，营业数目在本县商业中占首席焉。另：望都地域狭小，纵横不满百里，既无重关巨镇，又无富商大贾，所有者率皆小本营业，懋迁有无，为人生日用粟布、菜蔬、盐铁之属，以有易无而已。每逢集期，人民咸集，日昃而散，所谓日中则市，交易而退也。全县集市在昔仅在城一处，其后乡镇集市渐多，亦皆聚散顷刻，且集期均按阴历……全县庙会，会期春冬较多，夏会较少。会期多为四日。春会以木料农具为大宗，冬会以车市、布市为大宗，亦乡村临时市场也。届时商贾麇集，民众如织。河北房山县至民国十七年前后长沟镇，在涿房之交，涿境居三分之二，房境居三分之一，商业以粮行为大宗，杂货次之。其他药行、盐店、布行等，亦皆殷实。另：“县城每旬四集……其交易以粮为大宗，故商业亦以粮行为大。”通铁路之后，“粮米多买自口北，由铁路运回，由是因它两站商日盛，县商稍受影响焉……他如布行、药行、茶行、油酒烟行尚称殷实，余皆小本营业矣。”河北新至民普通言之，农村交易范围不过五十里内耳。十数里之隔，必有一市，均有定期，河县国十八年前后以通有无。……市上交易者，不过零星物品与小农之发卖粮食与牲畜耳。又有庙会，期限较长，以有易无，乡人便之。然粮食之出运，均赖粮贩转运城镇与乡村之间。河北满城县至民国二十年前后春夏之交，境内多庙会，实临时商场也。届百货麇集，士女如云，极一时煊赫之致。货则以农器、木石物类为大宗，估衣布匹及嫁女妆具亦居多数……凡物品非集市所常有者，概于庙会交易，故境内庙会遂为民生必需之场所。河北卢龙县至民国二十年前后商：处闭塞之地，而连年灾害，城镇之间，直无正式商号可言，不过每遇集期，午前互市，午后即散，所易亦只日常所需油、盐、柴、米之属，无富商大贾携资营业者，近因纸币充斥，兑换现金时虞亏折，市面流通感受不便。河北沧县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后城内共有五集，按五坊分配，每日一集，惟大南门内粮食买卖繁盛。河北南皮县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后集有定期，有十日三集者，有十日二集者，有一年二集者，有一年三集者。集时多在上午，过午而罢。市中通用物品，以杂粮、布棉、牲口、青菜等为最大，农具次之，鸡、鱼、肉、果又次之。河北怀安县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后治城集市，每于三、六、九日为集期，凡属农家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均能购到。不过货物多自外来，略较柴城稍贵耳。柴沟堡集市，斯地交通便利，商业较繁，平日定为常集，不论何时，售货摊床照常摆列，所有货物与怀城略同，惟粟粮较他集市特多耳。委以地接兴和，所运杂粮均以柴城为集散之中心，是以该地粮店林立，面行栉比，亦足证其繁盛之一端耳。河北乐亭县至光绪三年前后城堡市集皆有定期，遇期远近毕聚，日夕而散，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而布、粟者尤众。粟则来自关外，以资一县之用；布则乐为聚薮，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以农隙之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故以布易粟，实穷民糊口之一助。河北通县至民国三十年前后六镇集期之物品交易为牲畜、食粮、菜蔬、肉类、布匹杂货，惟马驹桥镇有木材一项，燕郊镇有布毛一项，为其他各镇中之所无。河北文安县至民国十一年文邑市廛惟胜芳为最盛，水则帆樯林立，陆则车马喧阗，百货杂陈，商贾云集，故列为直隶六镇之一。……其他各镇或受水灾影响，或因道路不通，皆无大起色，然于附近居民交换布缕、蔬、粟之事，亦系便利也。前后山东东昌府的馆陶县从清中叶至清末昔前清中叶，民庞物阜，本邑男耕妇织，各务本业，大布（俗称粗布）一种输出境外，远销晋省。夏麦秋粮，每值丰收，水路可由卫河运至天津销售，尔时布缕粟麦鸡子等皆为输出物之大宗。至工业所制造木瓦等器，结只敷本境之用，行商坐贾列肆贸易，然货物多来自外境运销境内。除自然产物之外，货物输出者殊鲜。迨清末轮轨四达，百货麇集，洋布畅销，内地土织布乃以滞销。岁多歉收，粒食维艰，甚且仰给外境，更何有输出之粟物。山东胶县至民国十七年前后流亭市集，每逢旧历一六等日，假流亭村外河滩集会，每次平均露店七百四十三家，陈列总值三千六七百元，约当李村集三之一。其主要物品为棉花、煤油、火柴、苇笠、脂类、棉纱、小麦、粟、豆、高粱、玉蜀黍、陡坡、烟叶、布匹、烟卷、麻、食盐、干鱼、谷，其产及来路与李村集所陈列者同。……华阴市集，每逢旧历四九等日集会，露店数约得八百四五十家，较流亭集为多，而每次陈列平均总值二千五六百元，盖小本经营者占其多数。华阴近山而僻，不如流亭之殷实矣，陈列之主要物品为棉花、棉纱、洋布、火柴、煤油、纸类、玉蜀黍、小麦、豌豆、土布、烟叶、麻、海产物，与流亭略同。山东临清县至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各区集市计三十四处，以花粮而兼牲畜者为最大，花粮次之，其专营粮市或花市者又次之。山东高密县至民国二十四年前后本县因交通便利，所有诸城、莒县及安邱一带之货物，率多取道于此，由本县转销各地。本县城关一带及夏庄、双羊店、井沟等处，均为本县商业交易中心，普通商业除均有固定地点铺面随时经营外，平时关厢五日一集，每届期，各商贩麇集于途，市面金融尚形活动，所售货务（物）以粮食、布匹、铁器及各种杂货为主。山东牟平县至民国二十五年前后城关集，普通集期为五、十大集，三、八小集。大集，凡当地产品，如食粮柴薪果品牲畜鸡鸭海鲜杂器等，虽在数十里外，莫不麇集，而虾皮（小虾米）黄烟及日常用品之小贩且有来自外县者，聚会恒达数万人。……解甲庄集……地近烟台，负贩者货品多来自烟。交易以粟布为大宗，其余日常食品用品俱备。龙泉汤集……输入品多洋货，输出品除柴薪药材外。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