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

1(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上）摘要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中期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仅批评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而且复活了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回应了苏共二十大以后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普遍危机的挑战。2我把阿尔都塞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来讨论，通过对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和法兰克福第二代理论家施密特对阿尔都塞的评述，引出了四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二是：结构与主体；三是：历史与结构；四是：哲学与实践。论文就把这四个主题作为问题意识，以讨论阿尔都塞对这四个问题的叙述为内容，来展现阿尔都塞处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方式及其面临的困境。在具体方法论上，尽量从阿尔都塞的内在视野来处理他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对阿尔都塞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本文共分引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简略地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指出80初期借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其中异化、主体论、人道主义是其讨论的核心，这些问题也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命题，从而为讨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提供一份现实的语境。3论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是对阿尔都塞的两种历史在场方式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第一节分析了佩里·安德森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第二节论述了安德森从“结构与主体”的角度和施密特从“历史与结构”的角度对阿尔都塞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第三节在总结阿尔都塞两种历史在场方式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具体所指，以回应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叙述。第一节分析了阿尔都塞由对“实践一般”的界定到推论出“理论实践”的过程；第二节分析了“认识的生产”的概念和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第三节具体阐述马克思理论革命的成果，即唯物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这一过程发生了“认识论断裂”，指出马克思并非“颠倒”4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根本性的“断裂”。第三章“结构与主体”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对主体、异化、人道主义的反思。第一节分析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神话的批判，并讨论了阿尔都塞“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原因；第二节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叙述，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由异化到去异化的过程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说明在这一过程背后有历史目的论的逻辑，还假设了主体在异化之前和去异化之后的透明自足的状态，而阿尔都塞更强调主体受理论实践条件的制约；第三节分别讨论了意识形态在“科学/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含义，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阿尔都塞把这种询唤作为无处不在的力量，甚至“个体出生之前就是主体”，这种绝对的询唤作用是把意识形态形态作为一个先在的结构，而个体不过是被镶嵌到这个结构当中的元素。第四章“历史与结构”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的理论上5反历史主义和多元决定论。第一节分析了马克思之所以要优先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方案，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社会/结构对历史的优越地位；第二节分析了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的逻辑，他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主义解释的原因是为了维护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区分；第三节讨论了马克思对“不平衡理论”的辩护，以及阿尔都塞通过提出多元决定论来对此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第五章“哲学与实践”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第一节探讨了阿尔都塞之所以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原因和进行“新的哲学实践”的任务，即划清认识论的断裂的界限；第二节讨论了哲学有没有历史的问题；第三节比较了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意义，指出阿尔都塞并非要用理论实践、哲学实践来代替革命实践或生产实践，他对理论实践、哲学实践的关注，不仅仅是要在法国“造就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主要是为了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理论成果，以便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认识论。6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内容，指出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理论上反历史主义”、“认识论断裂”、“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已经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教条化的论述背后，遮蔽掉的是阿尔都塞更大的抱负和企图，他要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理论革命”，他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来完成“一百年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相提并论”的“理论实践”。此外，还讨论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意义，并对意识形态批评作了简单地介绍。目录7引言···9第一章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13第一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13第二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二···168第三节问题意识与方法论···19第二章理论与实践···22第一节由“实践一般”到“理论实践”···22第二节认识的生产：认识对象/现实对象···24第三节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唯物辩证法”···269第三章结构与主体···29第一节关于人/主体的“来源”问题···29第二节“异化”叙述背后的历史目的论···31第三节意识形态及其对主体的询唤功能···35第四章历史与结构···4110第一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41第二节反历史主义：逻辑顺序/历史顺序···46第三节由“不平衡理论”到“多元决定论”···49第五章哲学与实践···5311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53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57第三节“理论实践”与“哲学实践”的意义···58结语···59参考书目···63尾注···6712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1]13“我的尝试不过是想用概念公式来陈述以上以实践状态存在的一切。”[2]——路易·阿尔都塞：《亚眠的答辩》引言14马克思、“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3]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许是处于后冷战/后社会主义/后革命[4]语境中的“中国”所面临的非常切近的遗产与债务[5]。简单地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来展开的[6]，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其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异化”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7]。与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讨论，是李泽厚、刘再复等对主体性的阐发。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以及六个哲学提纲[8]中从马克思、黑格尔“回到康德”[9]，为“人/个体”的主体性确立了哲学基础，指出“高扬个体主体性”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10]。刘再复则从文学角度谈论“主体性”问题，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文学主体的三个方面即“创作主体的作家”、“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15象”和“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位置，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论进行了批判，从而论证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的主体理论[11]，这种“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把文学看作审美的自律空间，为形成“纯文学”的信念提供理论基础[12]。这些关于“异化”、“人道主义”、“主体”的讨论的现实依据无疑建立在对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清算之上，这在80年代具有清晰地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并且，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成为80年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负面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状况，如同阿尔都塞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所描述的“尽管东欧国家的群众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不感兴趣，但马克思主义仍是一种官方理论与意识形态”[13]。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或者说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被逐渐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这些主体论、人道主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14]，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的效果恰恰在于针对彼叙述的批判成为了此16叙述建构的动力，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对异化、主体性的讨论以确立的人道主义叙述成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建构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15]，从而使这种叙述自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表述。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左派理论的再认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浮现出来的。汪晖早在90年代初期对“人文精神”论争的批判中就指出：“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或结果？”[16]这里搁置“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争论内容，也不对彼此的观点作为二元对立式的表述。简单地说，“新左派”[17]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评价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了把毛时代的历史简单地“清算”为封建主义/传统的遗毒或历史的倒退的叙述（尤其是那种通过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来反身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策略）[18]，而17借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来把毛时代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另类现代化尝试或选择，进而在知识上打开了反思历史的空间[19]。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对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18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波斯特、本.阿格、理[1][2][3][4][5]下一页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