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字形结构与编辑本质的揭示

编辑的字形结构与编辑本质的揭示□李景和（广西教育杂志社，广西南宁530021）摘要：依据编辑行为本体——编辑行为本质——编辑概念相一致的辩证思维框架，从编辑的字形结构考察分析编辑行为的本质特征。关键词：辩证思维；编辑字形；编辑本质编辑本质的界说与研究者的思维方法有着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２〕对于编辑本质的研究，虽然不是对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然而也同样需要哲学思考，即运用辩证思维，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为全面深入地把握编辑本质，应当依据客观对象的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思维之间相一致（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原理，〔１〕从思想方法上建立编辑行为——编辑本质——编辑概念相一致的辩证思维的框架，从概念表述上实现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辩证统一。为此，笔者不揣鄙陋，撰写了《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关于编辑本质的哲学思考》（以下简称《基石》）一文（４．５万字），对于编辑本质的问题，从“实然”和“应然”两方面，分为上下两篇，分列为六个标题，试图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理论思考。为方便交流，把拙作《基石》拆分为数篇文章，本文是其中第三篇，从汉字文化角度探究编辑本质，从分析编辑的字形结构来揭示编辑本质。一依据辩证唯物论，笔者与有些研究者思维方法所不同的，就是坚信一个基本的理念：编辑行为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编辑行为的本质就在编辑行为的本体之中。对编辑行为本质的研究，应当运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从编辑行为本身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人们对编辑行为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编辑行为的本质。世界最初的编辑行为起于何时何处，中国最初的编辑行为起于何时何人，笔者没有进行专门考证。阙道隆先生在《纲要》中指出：中国编辑行为的发端不晚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末期（公元前９世纪至公元前５世纪）。古苏美尔、古埃及编辑行为产生时间比中国还早两千年左右。〔３〕然而，笔者认定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最初的编辑行为是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是中国古人所为；中国最初的编辑概念，是中国古人头脑对编辑行为本质的反映；中国最初表示编辑概念的词语是汉民族语言中的“编辑”这个词语；最初用来表示编辑概念的书面符号是汉字系统中的“编辑”这两个字。这些都不是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中引进的“舶来品”。所以我们应当从中华民族文化背景进行追本溯源的思考：由表示编辑概念的书面符号“编辑”两个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考察人们头脑中编辑概念及其演变过程，考察客观的编辑行为及其本质的发展变化过程等。汉字是世界上最具有生命活力的、能够贯通古今的、“以形表意”的完备的文字系统。它不仅用来记录、传播和交流社会思想文化信息，而且每个汉字形体结构本身凝集着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分别表示相应的事物、意思或功能。所以有人比喻每一个汉字的形体结构就是一个“电子集成块”。“只要我们从汉字的形体结构入手去分析每个汉字，从形义结合的角度去理解每个汉字，就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人文景观，领悟到每个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奥秘。”〔５〕因此，从“编”“辑”两个字的形体结构，可以透视“编”与“辑”这两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当初创造“编”“辑”这两个字，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形体结构，而不采取其他的形体结构？这大约不仅是由构字原理所决定的，而且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一是反映客观对应事物的本质特征，二是表达造字者对这种事物的主观看法。从“编”“辑”这两个字的形体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考察人们对“编”“辑”两种行为及其本质认识的发展过程。从微观的“编”“辑”两字形体结构透视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中国古代人对编辑行为及其本质的把握，进入当今人们对编辑行为及其本质的理解；这样有助于我们分析与把握编辑行为的本质。从《述评》、《纲要》所列举的对编辑概念的诸多界说中可以发现，除了姚福申教授对“编”字中构件“丝”和“扁”形体特点进行分析鉴别，认为“扁”形状如龟甲之外，其他研究者从词源角度对“编辑”概念进行解说，大都引证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编”“辑”字形字义的解释：“编：次简也，从丝扁声。”“辑：车和咠也，从车咠声。”〔６〕对“编”“辑”两个字形体结构进行分析解说，尚未发现有哪个编辑学家超过文字学家许慎的分析解说，也就是有比许慎的分析解说更深入、更具体的解说，而基本上是停留在和限制于许慎的分析解说。特别是更未见有哪位编辑学家从考察编辑行为的本质特征和构成要素的视角，对“编”“辑”两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解说。因为许慎对“编”与“辑”两字的析形释义，并非等同于造字者自己对此二字意图的表述，而是作为后来的文字学家对这两个字的形体结构和基本含义的分析解说。当然，他更不可能从分析“编”“辑”两种行为的本质特征的编辑学视角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解说。依据编辑行为、编辑本质与编辑概念相一致的辩证思维框架进行思考，从“事源”：编辑行为的发生，到“字源”：“编”“辑”两字的构造特点，再到“界说”：编辑行为本质的界说，相比而言，“字源”比“界说”更接近“事源”。可以说，“编”“辑”两字的形体构造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文化信息，比后来许慎对这两个字形体结构和基本含义的分析解释，更加接近“编”“辑”这两种行为的本来面目，更能揭示这两种行为的本质特征。汉字形体结构就是对相应事物共同的本质特征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因此，笔者认为分析“编”“辑”两个字的形体构造及其演变过程，探究人们对编辑行为及其本质认识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深入地把握编辑行为的本质，从而建立真实的编辑概念，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石。二关于“编”“辑”两字的形体结构演变和字义发展的系统，高树藩编纂的《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７〕比较全面深入地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特意摘录如下：｛编｝（会意）（形声）甲文编：从丝、从扁，以丝依次穿结竹简木简成册为编，义与小篆编同。金文编字阙。小篆编：从丝、扁声，本义作“次简”解（见说文，许慎著），乃依次穿结简使成册之意；穿结简常用绳索，故从丝。又以扁为匾字初文，乃析木版悬之门旁以示门第者；编在穿结竹木简即木版之小者，以其类扁，故从扁声。义［名］（一）书有文字之简牍已联次者曰编。例（１）“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蔡邕·独断）（２）“竹谓之简，木谓之牍，亦谓之札，联之为编，编之为册。”（说文通训定声·编）（二）穿结简之绳索曰编。例（１）“‘韦编三绝’；注：‘编，所以联次简也。’”（史记·孔子世家）（三）书曰编，书籍之称。（四）古时编发之具曰编。（五）量词，书籍一卷曰一编。（六）姓。｛动｝辑，编辑。｛辑｝（形声）（会意）甲文、金文辑字阙。小篆辑：从车、咠声，本义作“车舆”解（见说文段注），即车厢，为车居中以载人载物，外合以匡者，故从车。又以咠音楫、从口耳相接，本作“附耳小语”解，因有密接意；戴侗氏谓“舆、车中人所载也，匡而四合者曰轸……加於轴；”乃密接四轸而成者，故辑从咠声。义［名］（一）车舆曰辑。例“‘齐辑乎辔衔之际；’注：‘此言造父善御，得车舆之整齐，在於辔衔之际。’”（列子·汤问）（二）和协之称。［动］（一）和。（二）睦。（三）合；纂合。例编辑，又：（１）“比辑其议”；注引师古曰“辑、合也。”（汉书·儒林传）（２）“故探撰前记，缀辑所闻。”（汉书·叙传）（３）“门人补辑。”（江总·陶贞白集序）（四）成。例（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邮为首，其辑之乱曰；……’注：‘辑、成也；凡作篇章，篇义既成，撮其大要为乱辞。’”（国语·鲁）（２）“‘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广注：‘辑成就也。’”（魏志·武帝操纪）（３）“是以应膺宝宫辑命珍殿。”（江淹·建平王庆少帝登祚章）（五）敛。例（１）“辑五瑞。”（书·舜典）（２）“有饿者，蒙袂辑履。”（礼·檀弓）（３）“寝门之内辑之；”注‘辑敛也。’“（礼·丧大记）（六）集；集聚。例（１）“‘得辑河北赵地；’注：‘辑与集同。’（汉书·高帝纪）（２）“泽王濊辑万国。”（汉书·郊祀志）（七）拱手为礼；通“揖”。［形］（一）和；和好。（二）辑辑：风和舒貌；亦作“习习”［副］纂合；表性态。例（１）“余坐藻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冯梦龙·智囊补自叙）（２）“辄芨取众长，间下已意，辑为八卷，命之四集解。”（王先谦·庄子集解叙）［辨证］（同训异义）聚、集、纂、萃、辏。从高树藩先生关于“编”“辑”两字形体结构分析和含义系统梳理中，可以发现：首先，“编”字。从造字方法与字体结构分析，甲骨文“编”是会意字，“丝”表示联结，“扁”为龟甲兽骨或竹简木版等（其上刻录或书写图文形态的视觉信息）。小篆“编”是形声字，左边“丝”为形旁，表示以“丝绳联结”龟甲兽骨或竹简木版；右边“扁”为声旁，表示读音。《说文》解释为“次简也，从丝扁声”。同时，小篆“编”也是会意字，“丝”表示以“丝绳”等作为联结物；“扁”为“匾”字初文，析木版悬之门旁以示门第。《说文》认为：“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扁”是会意字，上边“户”为“门”，下边“册”为联结或捆束的竹简或木版。笔者认为，“编”作为会意字，由三个构件“丝”、“户”、“册”等独体的象形字组合而成，表示以“丝绳”联结各“门户”之“简册”。“简册”是联结在一起的竹简或木版，每条竹简或木版上书写的是图画或文字等视觉信息。把所写的文字按照所表示的内容联结起来，也就是把竹简有序排列起来，联结在一起，或捆扎为一束，则为册；用“丝绳”联结各个“门户”之“简册”，这种行为则为“编”，也表示这种行为的结果，即量的集合。把分散的竹简联结在一起，关键是有序排列，所以“编”字本义强调有序排列。可以说，“编”形体结构就揭示了“编”这种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虽然几千年来汉字随着书写载体甲骨、钟鼎、竹简、木版、缣帛、纸张等演变，其字体由甲骨文、金文、小篆经过隶变、楷化以及简化；然而，“编”字的基本构件与形体结构，却未发生根本性的本质变化。这说明从古到今“编”这种行为不断发展和分工细化，然而“编”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即“有序排列”，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从“编”字形结构特征，可见“编”这种行为及其本质，与“创”这种行为及其本质，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不能把“编”与“创”混为一谈，也不能把“编辑”行为及其本质与“创构”行为及其本质混为一谈。其次，“辑”字。从造字方法与字形结构进行分析，小篆“辑”为形声字，左边“车”为形旁，表示“车舆”；右边“咠”（ｑì）为声旁，表示读音。《说文》解释：“辑，车和辑也，从车咠声”。同时，“辑”又是会意字，左边“车”旁为“车舆”、“车厢”，表示人与物之载体；右边“咠”是会意字，分为上“口”与下“耳”，表示“口耳相传”，意思为说话和听话。《说文》解释：“聶咠，语也，从口从耳”。段玉裁注：“聶，附耳私小语也”。笔者认为，“咠”可以包涵“口耳相传”的四个方面：１．传与受的器官。２．传者与受者。３．传与受的方式。４．所传与受的是声音形态的听觉信息。会意字“辑”，其中“车”为“车舆”，是人与物的载体，可以表示装载、收集的意思；“咠”意为“口耳相传”，可以表示口头语言等声音形态的听觉信息；“车”与“咠”合为一体，表示收集口头语言等声音形态的信息这种特定行为，又可以表示这种特定行为的结果，即量的集合。从“辑”的形体结构所反映出的社会信息，可见“编辑”行为的产生，不限于阙先生在《编辑学纲要》第二章所言：“编辑活动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是文字的产生和文字资料的积累。”〔３〕笔者认为，阙先生所言的编辑尚未超越出版领域的编辑概念。实际上，编辑行为也应包括对口耳相传的口头语言等声音信息材料进行“编辑”。对口耳相传的口头语言等声音信息材料进行编辑这种行为，也有可能早于对文字资料的编辑行为，因为口语先于文字而产生，人类早期文明是以传说形式被人们收集、整理和传播的。对于“编”“辑”两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还可以参考《说文解字》〔６〕和《汉字大字典》〔８〕等工具书。三笔者认为，“编”“辑”两字连用，前者侧重于整理，后者侧重于收集，合成一个词，两个词根之间相互联合、相互说明、相互制约，使原先由“编”“辑”本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