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一、语言规划的定义什么是语言规划？国内外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个术语英文名称叫LanguagePlanning，1957年由威因里希（UrielWeinrich）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seminar）上首先提出，1959年豪根（EinarHaugan）在一篇题为《现代挪威标准语的规划》的论文中正式使用。在这篇论文中，豪根给语言规划下的定义是“在非同质（nonhomogeneous）的语言社团里为指导写作者和讲话人而对正词法、语法和词典进行规范的活动”。人们把这种定义称为规范语言学的定义。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出现，豪根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豪根1964年在美国社会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语言学与语言规划”论文中的定义，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豪根把他原来的定义看成是语言规划的结果，是语言规划者实施决策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语言规划的核心是在使用的语言形式中对选定的形式进行正确的判断。豪根自称这个定义受到印度学者雷伊（P.S.Ray）的影响。雷伊在《语言标准化》一书中把规定语言学描述为在区别语言创新中寻求合理性的学科。豪根的新定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这个定义由于过于简约，因此显得不够全面。我们认为语言规划是人们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组织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从这个定义可以知道，语言规划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语言文字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面对语言文字变化的复杂情况，如果不遵循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语言规划将会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盲目的活动，如果语言规划的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认识语言变化的实质，指导语言规划的社会实践，语言规划的理论也很可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构想。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之所以需要调整，是因为它们有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方面。如果它们是十全十美的，那就没有调整的必要。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语言交际就会出问题。有些语言规划的理论家认为，哪里语言交际存在问题，哪里就需要语言规划。换句话说，语言规划的任务之一是发现语言交际中语言形式和功能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方面并寻找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各种障碍的办法。语言规划首先是一种有组织的对语言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整的活动。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由政府、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专家有意识地组织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干预的活动。这种干预一般有两种，一种叫行政干预，另一种叫专家干预。政府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发布各种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属于行政干预；语言文字专家、文化名人或知名学者通过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如学术会议、学术刊物或大众传媒对社会上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引导，通过辞书确定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等等，都属于专家干预。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干预，我们称之为零干预。零干预不是不干预，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干预形式，它同样是一种有利于语言文字形式与功能发展的语言规划活动。语言规划活动调整的范围既包括语言文字形式，也包括语言文字的功能。语言文字形式包括文字、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语言文字功能包括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的地位，使用对象、场合等等。作为学科术语的“语言规划”，其调整活动是包括了语言与文字的，因此，没有必要把语言形式和功能的调整活动叫语言规划，把文字形式和功能的调整叫文字规划。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语言规划叫“语言文字规划”。文字改革或书面文字系统的创制是语言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语言规划要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对其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必要的调整。语言文字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系统性，它的发展规律的重要特点是连贯性，因此语言规划要充分注意系统性和连贯性。语言规划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要与政府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语言政策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联系起来。要避免顾此失彼和朝令夕改的现象。当然语言要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某些违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人为社会因素有时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语言规划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只能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规划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是一种理想模式。语言规划不可能完全按照这种理想模式进行，但是语言规划应该也必须根据这种模式去考虑问题，去进行必要的干预活动，从而才有可能取得社会文化效益和政治经济效益。要做到语言规划的连贯性，就既要确定语言规划的总体的长远目标，还应该确定短期的可操作性的目标，同时目标确定之后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随便改变既定目标。上个世纪初和50-60年代，汉字改革工作的目标是以拼音化为长远目标，而30-40年代，80年代以后没有把汉语拼音化作为长远目标，出现不连贯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确定长远目标时对目标的可行性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证。推广普通话（国语）其长远目标的连贯性非常明显。台湾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反复，推广国语的工作也出现不连贯的迹象。台湾出现这种不连贯现象一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二是因为过去推行国语采用高压政策产生的负作用。要做到语言规划的系统性，不仅目标要明确，工作要连贯，还应该对每一个工作阶段或某项工作的任务和性质有清楚和足够的认识。例如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既要考虑母语为汉语的语言群体的具体语言使用情况，也就是说要考虑不同方言区的不同情况，还应该考虑母语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海外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语言规划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既包括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也包括对语言规划活动进行研究的活动，也就是语言规划理论的研究活动。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它既包括了我们国家开展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包括了对这些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说这些活动是有益的活动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这种社会活动有益于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促进语言文字的发展；二是它有益于大多数言语社团成员，能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不仅有利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交际效率，为信息传输部门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大大提高汉语言文字在国际上的地位。语言规划是一个与语言学紧密联系的交叉学科。语言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语言文字的形式与功能与社会不适应所出现的问题。在结构语言学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其次的。语言规划专家豪根却认为，如果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出发，文字应该是第一性的，语言是其次。理由是，文字具有跨时空的交际功能。因此语言规划把学科研究的重点放在处理正式的语体，尤其是书面语方面的问题，而不是非正式的语体，例如口语方面的问题。除了与语言学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之外，它还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民族学、信息处理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研究语言规划的学者一般认为，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两者的语言观比较接近，它们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重要的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可以消失或再生的重要的社会资源。这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资源是可以根据其特点进行规划或安排的。由于语言规划的实践性比较明显，人们往往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语言问题，或者是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语言规划中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规划。这种探索语言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应用的研究有的学者把它归入应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费希曼认为应用社会语言学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提供信息以便决定语言政策；（二）对语言政策作对照实验；（三）通过人际或群体间实现语言政策；（四）研究语言政策实施后如何补充修订；（五）研究语言政策实施后的反应。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费希曼这里所说的五个方面大概相当于语言规划中的地位规划和声望规划中的主要内容，作为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规划内容比这些还要更为丰富。语言规划也不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语言规划研究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不仅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同时也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或理论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语言规划是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三、语言规划的目标语言规划的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活动。它需要花费许多人力和物力，如果目标不明确或者不合适就会导致规划活动的完全失败或者是收效甚微，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语言规划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语言规划的任务。目标应该可以分为近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长期目标是语言规划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近期目标则是为了达到长期目标而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两者应该相互联系紧密，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我们这里主要分析一下长期目标。长期目标一般有以下六种。一是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语言文字的纯洁化的含义是保持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和规定语言文字的正确用法。可以分为外部目标和内部目标。外部目标主要是避免和消除外来语言的影响，内部目标指实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专门的语言文字机构在语言纯洁化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是最有名的语言纯洁机构。它建立于1635年，至今已经300多年。300多年来，它在法语的词汇、语法和拼写法等的规范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社会越开放，语言文字接触就越频繁，如果对外来语言成分的吸收不加以适当的限制或清除，长期大量借用外来语言成分，发展下去就会使自己的民族语言逐渐变成混合语，甚至最后走向消亡。因此，对外来语的影响进行必要的限制和清除，是有必要的。语言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变异，也需要不断进行判别、选择和规范。但是要清楚地看到，语言文字的纯洁化是相对的，因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完全纯洁的语言文字是不存在的。语言变异是永恒的，它无时无刻都在冲击语言的规范和标准，语言纯洁化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受到挑战。二是语言文字的复兴。语言文字的复兴指把正在消亡的语言文字恢复到以前的使用状态或重新使用死亡了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息息相关的。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使用过、后来停止使用的文字有：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文、满文等17种。我国有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近20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虽然这些语言有些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有些则处在消亡的边缘。例如满语、畲语、阿侬语等处在消亡的边缘。语言学家把处于消亡边缘的语言称为濒危语言。一般地说，完全消亡了的语言文字要复兴是有困难的。语言复兴目前正在进行的如爱尔兰的爱尔兰语，这种复兴的计划是通过把爱尔兰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来进行的。爱尔兰的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已不再使用爱尔兰语，已经被英语所取代。近年来年轻人重新使用爱尔兰语为荣。希伯来语的复兴是唯一的语言复兴的成功例子。这主要发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罗马人和古犹太人之间的多次战争大大减少了这个地区的人口，尽管剩下的犹太人在拜占廷统治期间大批地改信基督教，仍然有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直到近代仍住在巴勒斯坦。由于不断有犹太人从其他国家回巴勒斯坦定居，其数量便不断增加。19世纪以前，移民是小规模的，且有些人因生活条件不好又移居出去。1850年至1880年30年之间，大约有25，000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1890年前后该地区人口总数为532，000人，其中犹太人43，000人。这些犹太居民分为几个社区，每一个社区讲自己的语言。来自东欧的讲依地语，来自巴尔干各国和奥托曼帝国的讲拉地诺语和阿拉伯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讲一种社区的阿拉伯语变体。因此唯一能把所有犹太人联合起来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大约在公元200年以后就只作为书面语言，不用于日常交际。主要用于做祷告和研究圣书以及法律、科学、哲学和世俗文学等的写作。19世纪80年代，由于在犹太人之间缺乏通用语，因此便使用这种在口头早已不使用的语言进行交谈。于是一个把书面语扩展成为口头交际语言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就形成起来。学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