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作者简介二．写作背景三．主要内容四．读后感一．作者简介王亚南（1901～1969年）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各王真、碧辉,——现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曾出版了多项专著，于1948年10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先生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拓者。——人民教育家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卓越的翻译家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著《资本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等一生著译书41部，文章三百余篇。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于光远（前中顾委委员、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二．写作背景时代背景：上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猖獗横行,为祸甚烈，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也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造成了特殊的官僚政治经济体制。即中国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时期。直接写作动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在广东坪石访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这一问题对王亚南触动很大，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对于思考已久的王亚南无异于电光火闪。与李约瑟会晤后,他立马涉足中国官僚政治这个似乎“平素不太留意”的领域。王亚南经过5年研究，于1948年10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三．主要内容作者以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条分缕析,系统地考察了秦代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的官僚政治形态,让人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脉络。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是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王亚南指出,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政治,两千年来一直沿袭秦代专制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等来加强其统治,并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因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封建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并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相反,官僚政治“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全书由十七篇各自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组成，显得颇为精严。中国在此书之前未有论官僚政治的专书，故王氏要给官僚政治下定义，因而有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对全书所用官僚政治的概念先行明确；作者不限于从中国历史看问题，而将视野扩及全球，因而有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官僚政治的情况做一鸟瞰；鸟瞰之后即迅速回到本书主题即中国的官僚政治，亦对其做一鸟瞰，因而有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至此，本书的论述全面展开。因此，此述三篇都是序幕性质的篇章。序幕既开，主题即现。作为经济学家且有相当哲学思维的他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并以经济与历史分析为基础（第2页）、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第198页），既探讨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因而书中有《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专篇（第四篇），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专篇（第六篇）。其他的几篇，即《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第七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第九篇）、《仕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第十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第十一篇），都从不同角度为第四、第六两篇做了补充和扩展性的发挥。而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又是基于以上各篇讨论而做的一个具有提高探讨意义的创制，涉及了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且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从而是主题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最后五篇，即第十三篇《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第十四篇《传统的官僚政治的覆败》、第十五篇《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第十七篇《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组文章，具有尾声性质。其中第十三篇即《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有导论性质。其后三篇分别论述“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前四篇都是为最后一篇做铺垫的，而此四篇中的前三篇又是与前述的主体论述部分密切衔接的，是显示作者卓越的洞察与预见的最后一篇即第十七篇的桥梁，。不言而喻，第十七篇，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也就是说，《研究》有序体部分，有主体部分，有大收束部分，各部分之间环环相扣，彼此相应，处处显示着作者的精心营构：序体部分有序体，如前三篇为序体部分，而三篇中的第一篇即《论所谓官僚政治》又是序体的序体，且此序体部分还是全书的序体；主体部分又有主次之分，如上述第四、六、十二、十三篇相对说来都是此主体中的主体，其余各篇则居次要地位；大收束部分也是有主有次的区别的，如第十七篇就是最主要的，其余的相对说来就要次要一些。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分为技术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两种,所谓“技术性官僚主义是指在任何科层制组织中都存在的讲形式、打官腔、办事刻板、遇事推楼等思想作风,这些思想作风属于行为方式的范畴,故称之为技术性官僚主义；所谓“社会性官僚主义”,则指侵夺公民权利,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宫僚主义,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官僚政治有关。后者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但不能单从技术上去谋求根治。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可以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存在。但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官僚政治现象可能存在于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例如,王亚南认为的中国封建社会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是两税制和科举制),也可能存在于工业社会(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此现象)。在欧洲，官僚政治存在于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专制主义政体。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封建贵族同工商资产者相互争权夺利，彼此不断斗争，在斗争的夹缝中，一些贵族逐渐转型为官僚，使政治权力不断地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的不断壮大，就必然的产生了官僚政治。因此，官僚是贵族的转型物，官僚政治是贵族与工商资产者争权夺利的配合物，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官僚政治会随着专制主义政治的没落而丧失存在，官僚政治也自然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在中国，官僚政治同欧洲官僚政治的本质不同。中国官僚政治的出现比欧洲要早的多，它不是一种过渡的形态，而是替代旧有封建贵族政治的又一种封建组织。相对于欧洲贵族越来越官僚化而言，中国则是官僚越来越贵族化。因此，中国是以贵族支配的封建社会瓦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以官僚支配的又一个封建社会，其本质还是一种封建形态。第二篇世界各国的官僚政治作者介绍了英、法、徳、美等国的官僚政治，得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作者作此分析是为了借此显示官僚政治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有哪些不同一般的特质。对世界上“现代各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来的官僚政治的史实”进行的“扼要”“解述”，也“顺便提及”了“晚近法西斯诸国统治形态下的新官僚主义”（第26页）。主要论述的是英、法、德、俄、美五国的情况。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在研究的程序上，我们须得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次三种性格中，这三种特性都是“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第四篇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该篇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1.专制官僚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来看，一般是产生在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而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并不是那种性质的过渡社会，那么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究是如何产生的呢？水利说、外敌说、士的创造力说分别在某种程度上对促成中国专制官僚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并不能从这些方面来回答，2.秦汉及其以后的社会仍是封建的，在那种封建社会基础上为什么也能产生专制官僚政治？它与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点何在？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着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3.由中国封建制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制的中国专制官僚体制，直到秦代始当作一个社会体制实现出来，其实现的历程如何？在秦汉及其以后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是地主经济的？如果不是，该怎样解释？直到秦代才开始了全面的改革，秦之列王，强半皆用客卿为相，任人惟能惟贤，这已经是对于贵族政治的打击而开官僚政治的先声了。孝公商鞅变法为后来秦吞六国立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秦国的版图每有扩展，就会把致富图强的方法，以地主经济代替领主经济，以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的新社会秩序，相应地予以推广。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封建的地主经济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之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是因为中国两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的。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第五篇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管制的精神作者指出：官僚、官僚阶层头上都顶着皇帝，他们“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除了一致性外，但由于他们本身又是大大小小的皇帝或官僚地主而分享利益，因此其内部利害关系表现出一种冲突性，彼此猜忌性。从而“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显然就是“一般官职的精神”了。第六篇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自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以后，孔子学说开始定为正统。“最便于专制”的儒术具有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是“三位一体”。这成为配合官僚政治和地主经济的支配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官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