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2013年08月30日10:39来源：《日本学刊》(京)2013年2期作者：杨伯江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内容摘要：美国政策因素与中国和平发展一道构成驱动亚太局势的两大自变量，也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也为日本推进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其第二任期内“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美和中日关系的两面性以及美日之间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重返亚太”对日本战略影响的复杂性。日本将在充分借助美国政策的利好作用推动“全面正常化”转型的同时，战略上趋利避害，加紧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强化政治自主、预留未来空间。关键词：美国战略调整；重返亚太；日本“全面正常化”；美日同盟作者简介：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图分类号：D8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874(2013)02－0003－13一、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失衡“重返亚太”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最重大的一次调整。按官方设计全面覆盖外交、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但2010年后在与东亚安全局势的互动中，实施过程明显偏移。(一)从“重心东移”到“战略再平衡”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即露端倪。1993年7月，入主白宫刚半年的克林顿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已成为美国三大战略相互交织的“战略链”。1998年11月美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重申“重视亚洲”的战略思路，强调重心东移的方向不变。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打断了这一进程。小布什在八年总统任期内专注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到执政后期，“忽视亚洲”成为民主党及众多智库对其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攻讦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亚太战略目标也重归“防止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原点。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参与。2010年1月，希拉里就美国亚太地区政策发表演讲，进一步将重返的范围从亚洲扩展到亚太，强调“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①。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太平洋轴心”演讲，强调亚洲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美国将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宣布美国将把军事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定为“最优先议程”。奥巴马宣称，在如今伊位克战争结束之际，我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团队将亚太任务列为最优先议程。削减国防经费绝不会影响到在亚太地区的任务。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的利益意味着，我们将长期致力于这里。②2012年6月，美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到2020年，美国战舰的60％将部署在太平洋。“再平衡”重在军事，是对重返战略的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二)提升倚重区内盟国安全作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及政策框架涉及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志在“全面重返”。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就如何实现重返归纳了六条“关键方针”，实为政策路径设计：(1)强化双边军事同盟；(2)深入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3)加大参与地区多边组织；(4)拓展贸易投资；(5)加强军事存在；(6)促进民主人权。③但实际上，2010年以后，随着东亚地区热点问题轮番发酵，包括天安号事件、南海争端、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等，加之日本“3·11”复合型灾难及美国对日“友情”救援行动，美国重返的步伐早就开始跑偏。2010年2月，奥巴马任内首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出台，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在亚太地区，“历史性的条约联盟依然是我们军力存在的基础”，美国将“同日本、韩国等盟国紧密合作，促进共同计划的执行，共享建立双边、地区性、全球性联盟的意愿，增强联合遏制和防卫能力”。报告强调，美国“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④奥巴马“太平洋轴心”演讲也重申，“在日本，我们的联盟依然是地区安全的基石”。纵观奥巴马第一任期，“克林顿六条”中，除“加大参与地区组织”有所斩获(美国2011年成为东亚峰会正式成员)外，“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美日同盟进展最明显。“拓展贸易投资”所获不多，美国与最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关系复杂化，竞争面上升。美国要“全面重返”，但现实是重返得既不全面、更不平衡。(三)重点打造东南亚与第二岛链在经济、军事各领域之间，美国的重返不是齐头并进的，就军事领域而言，对亚太地区各个次区域的重返也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更集中在东南亚。这是一次不平衡的“再平衡”。美国战略精英层认为，美军自20世纪90年代初撤出菲律宾基地以来，对该地区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经营，导致防务空白，这给了中国战略渗透之机。中国选择此方向作为崛起的突破口，力量的对外拓展更多地体现于该地区。在东北亚，恰恰是20年来朝核等安全热点的反复发作，促使美国的经营不曾中断，“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得以维持。台海两岸关系自2008年后也大幅缓和，走向和解合作。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持续紧张的局势下，我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海这两个热点的相关行为都变得范式化，这样它反而能够被人们所预测”。“由于美国一直在做准备，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会出现美中之间的冲突”⑤。相较之下，东南亚因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及强化部署的对象。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着力加强与区内国家的战略关系，包括修改小布什政府的立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军事上重新强化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与主导权，包括从冲绳部分撤军、回守关岛、巡防菲律宾、常驻澳大利亚北部靠近东南亚的达尔文地区。2010年，美国QDR首次将东南亚国家明确划为三类，显示了在军事防务上对这一地区的空前重视：(1)正式盟友(菲律宾、泰国)；(2)战略伙伴(新加坡)；(3)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美国要加强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四年前，美国同类文件只是笼统地将“一些东南亚国家”定位为“潜在的战略伙伴”，更没有具体定位其防务战略角色⑥。而在“太平洋轴心”演讲中，奥巴马特别提及，美国正日益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印尼在打击海盗和极端势力方面一直维持着伙伴关系，与马来西亚共同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在泰国，我们在携手实施灾害救援，在菲律宾，两国的军舰互访和军事训练更加频繁”。美军将在新加坡部署军舰，并与越南、柬埔寨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奥巴马访澳期间，两国签署新军事协议，确定美军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二、当“再平衡”遭遇“再平衡”美国“重返亚太”有其战略必然性，而且随着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今后对该地区的关注度或将进一步上升。同时，针对重返造成的“负产品”，奥巴马政府将在第一任期试错基础上，对“再平衡”进行“再平衡”，以期战略意图与政策效果的统一。(一)军事重返与经济重返的再平衡奥巴马第一任期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重返最为强势，但也面临调整，而调整方向是与经济平衡、协调推进。这一是由于军事“独走”并未明显增进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美国在军事上加大对亚太的投入，最终需要在经济上增加“产出”，进而在国内政治上有所回报。二是在东亚地区固有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做法等于向区内盟国发出错误信号，放任甚至纵容日本、菲律宾等在涉华海上争端中主动挑衅。地区局势的“不可预测性”由此增加，蕴含着失控的危险。经济商业利益始终是美国重返战略的基本着眼点。2010年3月奥巴马提出“国家出口倡议”，矢言五年内贸易出口翻番、在国内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与该倡议一脉相承的，是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合作出现新一轮深化，美国对由中国主导、日本扮演重要角色形成“东亚经济圈”前景的担心与日俱增，力图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圈”，将前者覆盖其中，而具体设计就是TPP，2013年，美国将在巩固军事重返成果的同时，重点推进经济重返，而焦点是推动TPP谈判取得突破。TPP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多，由于门槛过高、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迟迟未获突破。2012年11月“东盟＋6”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并投入运行，其中包括六个参加TPP谈判的国家。面对来自RCEP的挑战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的重启，美国将2013年视为“决定TPP生死的关键之年”。为防止参与谈判方失去信心、转向RCEP，美国不仅需要展开高效的多边协调，而且需要就协议内容做出实质性让步，争取在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之前完成谈判，并将RCEP的多数成员拉入其中。(二)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再平衡经过强势军事重返，美国驻亚太地区四大基地群中，除东北亚外，东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澳大利亚基地群均有不同程度加强。而刚刚经历了各国政权交接期的东北亚，地区矛盾呈现新一轮激化势头，美国无法掉以轻心，需抽调相当资源强化关注与部署。一是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实施“水平高、安全、完美”的第三次核试验，引发地区局势紧张。韩国延长导弹射程、“罗老”号最终上天，朝韩关系紧绷。2013年1月27日，中国与美国同日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日本“一箭两星”将“雷达四号”间谍卫星和光学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各国围绕火箭技术、导弹技术激烈角逐，日韩国内出现“拥核”声浪，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蕴含升级危险。二是以日本为焦点的岛屿之争。日本与邻国之间普遍存在的领土争端若持续发酵，地区局势的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将随之上升。从美国角度看，日本“情绪化地自陷于”周边领土争议与民族主义对抗，将加剧自身的政治孤立，增大其强化地区安全作用的阻力，最终难以对美国重返亚太发挥战略支撑作用。2012年8月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之际，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推出《美日同盟：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集中显示了美方对日本现状的这种忧虑。⑦三是对日韩关系的悲观预期。奥巴马政府一直力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实现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战略对接。日本试图与韩国签署两项军事协定却功亏一篑。2012年，日韩矛盾因岛争及历史问题再度激化。安倍复出后，在慰安妇问题、修宪、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难掩右倾鹰派本色，日韩摩擦随时可能再度激化。在美国看来，日韩交恶将打乱其整体战略部署，削弱同盟体系内的军事和防务协调，导致同盟整合“1＋1＞2”的预期效果逆转为“1＋1＜2”。⑧(三)同盟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再平衡“美中协调合作”与同盟战略堪称美国维护地区战略利益的“双轴”，而奥巴马政府在提升区内“关键盟国”安全作用的同时，却付出了美中互信严重受损、关系竞争面上升的重大成本。如何在二者之间平衡兼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亚太战略的一大课题。从历史上英国的“光荣孤立”到战后美国的“离岸平衡”，抑强扶弱、“拉二打一”是霸权国家推行地区战略、维护利己平衡的不二法门。从中国长线崛起、美国战略局促的大趋势看，谋求对华多边制衡是美国基本考量之一，重返亚太明显带有“中国指向性”。但是，中美之间遍及全球的共同利益、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以及美国要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不得不借助中国的现实需要，又使美国的对华制衡本身备受制衡，难以做到“痛快淋漓”。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为考察美国在中国、盟国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提供了重要案例。一方面，争端无疑被美国当做了军事重返的着力点。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亢进、对“中国威胁”的感受使日美同盟的强化变得顺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