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当第四种权力遇见第五次变革2015-05-0607:34:19卫金桂教授、作家。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一如果仅将互联网的意义和影响注重于技术和传播功能方面，显然是避重就轻的认识误区和技术主义浅薄。互联网给人类社会的诸多层面带来了颠覆性影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指出：“世界正被抹平”，这“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中，直接和互联网有关者位居其六。他把今天的社会称之为网络社会，可谓名至实归。如今，互联网正在向中心演变，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表演起最为关键的中心角色。以至于“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类社会，计算机，物理世界，三元融合，使信息服务进入了普惠计算机时代。那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西方社会对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表述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即对上述三种社会权力进行舆论监督，以保证这三种权力的运作透明，以及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实际上，权力不只表现在以上可见的硬领域，其对人的思想变化所起的作用才更加深刻，因为媒体的发明、操控、改变者都是人，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再造，不断将世界推进到一个个新的领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未来世界的面貌。仅就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影响而言，以上痕迹就非常明显。互联网改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自于马克思理论和前苏联，是以高度统一和官方意志的方式推行、并被宪法规定为全体国民的指导思想。在1949年至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前，具有至尊地位。如果对此有所质疑，必然受到严惩，个人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但互联网精神的平等性、开放性、多元性，对一尊独大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挑战；互联网对宗教传播的高效与无界，使唯物论、无神论独统思想界的状况产生了根本性改变。以上状况，导致了主流思想的边缘化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流失。互联网对中国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也显而易见。网络的根本精神是平等、民主和自由，因而所到之处就必然开花结果。而且它越过政府、政党、法律、权威，以及其他各种禁忌，营造出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通过意见领袖启蒙、广大草根网民回应和参与，推进了公民社会的进展。虽然网络民主呈现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态，但诚如某名人所言，这就是互联网的本貌，它远较严格冰冷的一言堂时代透明，因而也能有效地揭露黑幕和监督公权力。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有了新的特点。鸦片战争以后，真真假假的“仁人志士”通过对比中国和列强的差距，出于自救自尊等各种复杂动机，将爱国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对外民族主义）作为旗帜进行了充足利用，并赋予了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到了互联网时代，以美国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8年中国兴办奥运会等事件为契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呈一浪高过一浪之势。然而物极必反乃宇宙至理，2012年网络民族主义煽动下的保钓砸车打人，终至一向靠爱国虎皮将杀人放火当做天经地义的不法之徒绳之以法，民间对地痞流氓式爱国的反省成为广泛之举，政府对此的反对态度也较以往任何时期鲜明。爱国不再继续承担地痞流氓最后避难所的功能，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巨大进步。互联网对中国人文主义的影响是历史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个人服从组织的规定，在政府高度垄断权力和资源的时代，与组织、实际上与领导不合，就难以顺利生存，属于异端，个体甚至连生命都属于组织。开放的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价值观和生命观，也为公众关注个人生命价值、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提供了现实途径，诸多卑微的生命得到平等待遇和关爱，这是互联网对中国的恩赐。互联网是世界的，中国也是世界的。分析互联网给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带来的影响，必须将此放在网络对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考察；同时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现状；网络管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思潮变动的轨迹产生异化作用。但不论正常与人为，中国思想界当今的变迁都深刻印证着网络的足迹。二王冲的书好读，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见多识广。外语、国际关系和新闻修业，又作为记者和网络高管漂洋过海大半个世界，与各国政要“把酒话桑麻”。仅仅采风所得，就足以让人艳羡和长见识。前年笔者曾推荐过他的《差距》一书，就是这样可读性极强的作品。《第五次变革—第四权力的中美较量》是王冲的新著，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在后记里说：“我个人觉得，论文像小说，不是批评，而是赞扬。这，正是我所追求的；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之源。”这些是他的感觉和追求，同样是我能读完该书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著作，已经无法以传统时代字斟句酌四方四正的形式来完成，因为讨论的是现实的人和事，所以，只要介入关于网络的研究，就只能从一件件鲜活的事情说起，更何况是诡异多变、妙趣横生的外交。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信息时代的读者更愿意一目了然文意，不悦装神弄鬼，不知不觉中也改造了作者的表达方式。中国网络言论经过十年左右轰轰烈烈的热闹，如今到了各方都很困惑的阶段，官方认为它充满谣言和风险，因而通过各种方式管制；活跃的网民怀念2008年左右在网上肆无忌惮的日子，面对网络现状充满无奈和委屈；极少民间力量认为网络扰乱了人心破坏了传统，十恶不赦，恨不能掐死为快。观照互联网实景，每一方都并非全无道理。由此，专业研究和专业人士的介入显得极其迫切。王冲笔下网络时代的中美关系，就具备以上功能。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至今其实并未多少年，但美国的霸主地位几乎不可动摇。全球目前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中，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中的9个也在美国。2005年美国商务部声明美国计划永久保持对互联网的监管。这种绝对格局对中美外交的影响，正如王冲所指出的：“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美传播技术差距更大；第二个层面，技术的落后导致全面落后，中美的舆论角力，中方由以前的互有攻守，转为全面防守，攻击乏力；第三个层面，从内容到技术，美方占有全面优势，网络争夺战可能让中美陷入新型冷战。”但双方的网络冷战并不等于美国对中国弃之不管，相反，其寄希望于网络遏制中国和颠覆社会主义体制的表现处处可见。中国网络的什么举措引起网民反感，美国就专门干什么批什么。比如中国打击网络大V，美国驻华使馆和国务院就积极与他们对话，充分雇佣中国青年在美国外交领域服务；中国屏蔽关键词和封杀部分博主，美国就立即指责中国互联网不自由。技术帝国高屋建瓴，只要别国全方位放开，其价值观便可倾泻而下，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真可谓站着说话腰不疼，而且很舒服很理直气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处于技术绝对劣势的中国，在外交策略和方法上也是节节败退，甚至不知所措，对某些环节的危险还毫无察觉。“2006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数字外联小组’，招募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的人才，让他们参与伊斯兰世界网站及聊天的讨论，以便有目的、有计划、有导向地发出美国的声音。”（王冲书P80）但中国的外交一向是机密，大外宣是单向输出。然而，由于政府对自由派网民的得罪，这批价值观上倾向西方的群体对大外宣的反讽抹黑，作用远大于字正方圆的央视腔调；法轮功网站遍及西方，他们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集中散布负面消息，声势规模都在大外宣之上。在官员外交牌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推特上粉丝最多的国家元首，美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多个场合对中国互联网情况进行专业性很强的指斥，宣扬美国价值观与互联网精神的一致。奥巴马自己打伞，骆家辉吃炸酱面、坐经济舱、骑自行车、送孩子到打工子弟学校，等等，都成了中国网民对比中美官员天壤之别的指标，他们成功地用细节推广了“美国好中国坏”的理念。反观中国，2010年初，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的实名微博通过认证，一天的寿命就被宣告关闭，从此杳无音讯；2011年两会期间兴起官员微博热，如今已经没几个人坚持。腾讯、新浪等国内门户网站情况如此，面对世界的推特、脸书，网民尚需翻墙，领导人当然不去露脸。更何况中国多得是连电子邮件都不会发的官员，怎么在互联网外交领域发声和露脸？差距太多太大，简直举不胜举。可是即便赶不上也应学习，需要平心静气地分析究竟差距在哪里，而不该自暴自弃和粗暴排斥。是根红苗壮的外院毕业生还是擅长外交的专才搞外交？是和批评政府的大v们和平共处还是将其挤兑到美国外交义工队伍？是虚心接受外界批评促进内政进步还是将主要力量放在隔空揭短回击？是立于国际互联网涛头接受挑战听取批评还是充当鸵鸟躲避风浪得过且过？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外交思维实现从“冷兵器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错过一步就可能差之千里。作为普通国民，外交离我们太远，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然而，这不等于中美在互联网领域的外交冷战与我们无关。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了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头号颠覆对象，网络早被瞄准为最佳平台，中国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最可能的道路选择是封锁和异化，力图闯出自己的血路。谷歌被挤出中国，2013年以来的网络严管都是实例。然而，防止茉莉花革命的代价是惨重的。科学和技术是硬实力，不行就是不行。中国外交在信息时代的被动源于技术和观念落后，而网络严管的结果之一，是进一步拉大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学者朱大可说：屏蔽包括对科研至关重要的Google学术，将摧毁中国跟世界的学术纽带，导致中国学术研究环境急剧恶化。事实确实如此。而且网络领域的这种异化性闯荡根本就挡不住美国的价值观和外交攻势，因为大多数网民反感被管制，而且会交流翻墙得来的信息；在技术方面，美国通过低空迷你卫星突破任何屏蔽的信息传播技术已经指日可待。浪费大量资才，没有倒掉洗澡水而倒掉小孩，恐怕是中国网络管理的最终结果，也是最可能不损人不利己的白搭。当然，一本十八万的文字，处处精彩是过分苛求，部分资料的重复利用和第六篇略微潦草凌乱的情况尚有修改完善的空间。长文写到最后，总有厌倦和烦躁之感，写书者多有此通病。但瑕不掩瑜，书稿的主体部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