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综述

1新疆农业大学专业文献综述题目：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综述姓名：XXX学院：管理学院专业：土地资源管理班级：土地资源管理XXX班学号：XXX成绩：指导教师：XXX职称：XXX2015年10月28日新疆农业大学教务处制2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作者：XXX指导教师：XXX摘要：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耕地是土地资源中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本文对国内外的耕地利用状况、耕地保护政策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分析影响土地利用的因素。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制定长期而非短期的政策，着眼于全局利益制定多样化、系统化的调控和保护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关键词：耕地利用；变化；因素1研究背景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载体，是社会经济赖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许多可持续发展问题均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其变化有关，而耕地恰恰是土地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的利用变化是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1]。分析耕地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利用耕地资源，为区域耕地的动态平衡与区域调控，实现区域耕地的持续利用，特别是对农业优势地区的持续发展，以及协调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2-4]。土地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结构和布局，利用效益和效果等方面的分析，明确土地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劣势、土地利用的特点与变化规律、以及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对策措施，为制定人地协调发展强化地域系统功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2国外耕地利用状况及耕地保护方面的研究2.1研究现状和方法3美国是世界上实现城市化较早的国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规模的开垦来扩大耕地面积，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充分发挥农业对工业和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采取了一系列的增加耕地措施。美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美国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粮食、原料。1930年代为了解决开发西部（美国政府为了增加耕地采取政策措施吸引大量移民通往西部开拓垦殖耕地面积从1860年6700万公顷增加到1920年1.6亿公顷，使地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所引起的严重生态问题，制定了水土保持和国内生产配给法对农业实行了限制型保护规划。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实行对耕地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保护。过去长期采用的“大规模移民开垦，无止境扩大耕地面积”的做法给美国的土地利用带来了严重问题。1960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大量优质农地损失，引起城市无序扩展制定了一系列公有土地管理法规，规范公有制分类评价利用和转化。1976年提出了基本农田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严格界定。1980年美国耕地保护更加深入。1981年美国政府出台了“农地保护政策法”农用地保护有了法律依据，农业部提出了“土地评价与立地分析”体系来确定农地保护的范围，类型并被应用到了农地保护的实践中。现在美国己形成立法规划税收等手段在内的农地保护综合体系[6]。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日本是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多地少的特征及其明显。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重视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方面的工作。把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一切重大土地问题都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重视城乡范围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地利用计划工作，编制了《国土利用计划》对各类用地的利用方向做出了科学安排；限制城乡土地利用，包括限制城市内部不同地域土地利用方向和农业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还有限制森林地域的土地利用等等对耕地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的保护了耕地数量。从18世纪初开始将水田的灌溉设施纳入了国家的基本建设规划之内随后逐渐将土地改良、交通建设等纳入国家农业基本建设项目里；1992年6月通过的日本农业“新政策”中制定了有关环保型农业政策[6]。2.2国外耕地保护的特点及趋势4美国学者DiamondH.L.、NoonanP.F.认为，以规划为基础；法律、经济、土地质量评价是耕地保护的基础，耕地保护趋向与“多目标”，以赢得更广泛的支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在美国等许多后工业国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耕地保护政策趋势：显化私有耕地的多功能性，将其作为“公共财产”来加以保护。除了对耕地提供食物纤维的功能加以保护外，还对耕地提供其他产品的功能加以保护。所以国外的耕地保护趋向与三个方面考虑：环境方面考虑的是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地下水补给和生态保护、美学方面考虑的是乡村景观和风景的品质、耕地方面考虑的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产出[6]。3国内耕地利用状况的研究刘然（2010）认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是土地资源社会和自然双重属性的体现，土地利用是土地覆被变化的原因，土地覆被现状是土地利用的结果，是土地利用程度大小的一种反映，区域性土地覆被的现状就代表着土地利用程度和利用水平[7]。《土地资源管理》教科书上的调查报告里里看到、国内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进行的诸如东北地区、黄土高原地区等的地区性土地利用调查、60年代到70年代进行的宜农荒地资源的调查以及80年代进行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承载力研究与土地利用研究等。几乎未涉及耕地数量变化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为目前开展耕地数量变化研究奠定了十分有益的基础。3.1耕地利用状况按时间序列来研究刘毅华（2003）在《我国耕地数变化研究的回顾：进展及问题》中统计了耕地增减数据，他认为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耕地数量一直在增加，之后进入减少阶段，并经历了1958～1961年、1965～1977年、1981～1987年和1992年至今的数次耕地大幅减少阶段[8-9]，但各省情况有所不同[10]。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耕地大幅度减少，其中农业结构调整用的耕地占地减少总量的62%[11]，同时耕地质量不断下降。陈印军、黄诗铿（2007）在《对中国耕地面积增减数量平衡的思考》中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出新的解释，他们认为我们5不仅要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应关注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的平衡，耕地面积数量平衡并不能和耕地产出能力平衡[11]，耕地数量变化的地域特征也得到重视。3.2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耕地利用变化是各种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土地使用以及使用方式的改变。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导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各种因素，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有无人类活动参与可以分为自然、人文即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两方面，如地形、地貌、温度、降雨、植被等，社会经济因子包括人口、经济、制度、政治、管理等；按能否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分为可量化和不可量化因素等。3.2.1政策因素王梅、曲福田（2005）分析政策因素，他们认为1950-1956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百废待兴，国家对开荒实行税收减免，鼓励集体和个人对荒地进行开垦。尤其是1950年各省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面积都迅速扩大[19]。刘巧芹，李子君，吴克宁（2013）认为1957-1961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等导致耕地占用、抛荒现象严重。同期，自然灾害也损毁了许多耕地。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10年动乱时期。1985年，国家为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的“以粮为纲”的产业政策，提出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1979年前由于国家直接管制相关的粮食生产政策，农民自己不可能调整种植业内部生产结构，直到1979年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有所松动，而且1981-1984年连续的粮食生产大丰收使“粮食危机”基本解除，故在1984年后党中央才提出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20]。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耕地利用开始向经济效益较高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化[2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耕地改园地、退耕还林、退耕还渔等农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的实施[22]，也导致了耕地数量的减少。此后，面对全国各地耕地资源持续减少的态势，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也日趋严厉。6198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首次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6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第一部大法，标志着我国的耕地管理开始进入到规范的法制轨道，为管好用好耕地、惩治乱占滥占耕地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1986年8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同时，为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也开始采用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手段，提高耕地利用的效益。2004年，国务院全面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清理各类开发区，同时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在初步遏制了乱占滥用土地的势头之后，同步召开“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005年，国务院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列为省级人民政府第一责任人，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施了《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2008年，《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为保护耕地，坚守2.1亿hm2耕地红线，必须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上述所有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耕地数量的下降态势起到了遏制作。从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政策和办法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这些政策法规的执行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也开始采用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手段，提高耕地利用的效益。3.2.2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影响杨海龙、吕耀、焦雯珺等（2010）在《传统农业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中指出，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耕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动力[13]。通过以上学者的分析我们知道，经济因素是决定土地开发利用的基本条件，包括经济发展结构和水平、交通运输条件与工业、城市化发展与市场条件、商业与贸易发展等。这些因素的变化特点，直接影响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向、结构、规模、布局及效益，也就一并影响着耕地的数量与面积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耕地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趋于多样，要求有更多耕地予7以生产保证。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实力的增强也为耕地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投资条件，可以投入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补充和保护耕地，促进了荒地开发和中低产的改造，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3.2.3人口问题谢峰、高敏华（2005）《新疆建设兵团耕地变化趋势研究开始研究》提出，人口是人类社会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具活力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之一。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变化速率成正相关关系，人口增长速度越快，土地利用变化也越快[23]。刘庆，陈利根，张凤荣2009在《中国1986年至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中更是证明了社会经济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人文驱动因子也影响着耕地的非农化。我们通过以上学者的观点分析，可以认定在众多的人类活动中，人口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最为重要，人口作为一个独特的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是人类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具活力的驱动力之一。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对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居住用地不断增加使得城镇及农村居民点外延不断扩大，加速了周边耕地被占用。3.3关于耕地保护政策的研究笔者查阅中国土地测绘规划院编辑的《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书中回顾了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笔者从四个阶段介绍我国土地保护政策的演变脉络。3.3.1耕地保护意识开始觉醒期1978-1985年七年间耕地合计净减少330万公顷，也即年均净减少47.14万公顷。198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滥占耕地建房看作当时农村中的两股歪风之一。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也将“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