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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案例案例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多。”简要分析：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和研究范围是有区别的。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国家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分配关系及发展规律。而研究范围要比对象范围宽泛得多，除对象范围外，尚包括对象范围之外的一些现象和事物。如果就温总理提出的五个问题来分析，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中表现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思考题：请分析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五个问题中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案例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简要分析：从十六大报告中可以明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应充分肯定在国民收入初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再分配中则应注重公平，这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准则。财政作为国家分配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并不直接干预初分配，但有必要通过财政再分配来体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的必要调节，这对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措施来实现。思考题：财政应如何实现十六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标？案例三：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2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天华编著简要分析：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案例四：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一）中国历史上的《量出为入》财政原则始于三代时期三代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财政状况完全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天灾人祸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的收成，因此，其理财原则，只能是在已经取得收入的基础上，逐一安排支出，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故有“量入为出”的原则。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为增税开辟了财源。然而，三代时期由兼并、争霸和统一导致的战争连绵不断，军费开支浩大，支出增长惊人，财政入不敷出，国库捉襟见肘。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各诸侯国不得不实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用调整收入来弥补支出，以求财政平衡。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订税制，纷纷提高税率，传统的什一税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鲁国的什二税，魏国的什三税，齐国的什六税，秦国则二十倍于古，加倍课征以积累财富，横征暴敛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二）唐朝的“两税法”与“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逃亡，国家财政所能课征的租庸调收入非常有限，而各地节度使在内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镇割据，任意截留中央赋税，使国家财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当时浩繁的军事开支，最终给唐政府造成了的财政危机。以至于京师官吏的俸禄也不能按时发放，令政府不得不3“税天下地青苗钱(附加税)以充百官课料”。同时，京师粮价猛涨，已直接影响到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稳定。为扭转这一局面，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唐朝重要的税税制改革，但其指导思想是“量出为入”。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两税法的“量出以制入”，即“量出为人”的原则。是指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入总额，再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在具体的课税对象、课税标准、纳税期限与纳税形态上都进行了改革，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天华编著简要分析：总体上讲，在农耕社会中，国家实现“量入为出”财政原则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巩固与稳定。而“量入为出”财政原则的选择一般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大多出于财政的巨大压力而采用，对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两税法”改革由于其适应了唐中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因而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简化了税制，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农民缴纳，便于政府征收；二是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财政收入。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都要纳税，不仅官吏世族地主要纳税，连同被其庇荫的客户，不定居的商贾，甚至世代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僧尼都要负担税收。纳税户增加，从而扩大了纳税面，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三是调节了税收负担，有利于税负公平。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本，即“以贫富为差”。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商人同农民一样纳税。这种按贫富等级课税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则；四是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财权于中央，整顿了以前混乱不堪的财政局面，打击了地主豪强势力，限制了税吏随意苛剥勒索农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两税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点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为入，直接导致横征暴敛（如春秋战国时期因“量出为入”而使横征暴敛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两税法以“量出以制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收入总额，这个原则直接导致支出常无准则，故而收入日趋扩大。一遇军兴，政府财力匮乏，即任意加征税课，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军兴十一而税”，自建中三年(782年)起“两税钱每千增二百”。②贞元八年(792年)两税征收额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政府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敛，各种横征暴敛，纷至沓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两税法”归于失败。应当说，“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以基本财政支出来确定财政收入本身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确可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现代国家实施“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应当吸取历史教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思考题：古代社会的“量入为出”与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有何差异？案例五：公共支出增长理论的一个观点——官僚行为增长论这种理论从制度角度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与官僚行为的关系。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官僚是指负责执行通过政治制度作出的集体选择的代理人集团，或更明确地说是指负责政府提供服务的部门。经济学家们经常假设个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大目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官僚的行为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最大化?尼斯克4南认为，官僚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机构规模越大，官僚们的权力越大。正因为官僚机构以机构规模最大化作为目标，导致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超出了共用品最优产出水平所需要的支出水平。由于交易成本很高，拨款机构很难控制官僚行为。因此，官僚机构通常以两种方式扩大其预算规模。第一，如上所述，他们千方百计让政府相信他们确定的产出水平是必要的。第二，利用低效率的生产技术来增加生产既定的产出量所必需的投入量(增加预算、附加福利、工作保障，减少工作负荷)，这时的效率损失不是由于官僚服务的过度提供，而是由投入的滥用所致。由此可见，官僚行为从产出和投入两个方面迫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参考资料：《中国财政理论前沿》主编：刘溶沧赵志耘简要分析：自瓦格纳以来，政府公共支出不断增长问题为各国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官僚行为增长论，是西方国家关于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四大实证性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将官僚作为通过政治制度作出的集体选择的代理人集团来看待，指出官僚以追求机构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为目标，并因此通过其特殊地位对政府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支出规模不断膨胀。这种理论，尽管是对西方国家官僚制度的分析，但对研究公共支出的增长与控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思考题：你认为影响公共支出增长还有哪些因素？案例六：财政购买支出与转移支出的数据分析表—1两类国家的财政购买支出与转移支出所占比重（%）类别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购买性支出其中：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其中：公债利息补助金其他42.234.910.341.05.635.413.861.550.111.422.55.517.016.0合计100.0100.0参考资料：《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陈共表—2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支出及其比重年份转移支出总量（亿元）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51978198019851990199519961997199830．1166．6839．71205．21686．62231．32981．03570．02．713．233．031．221．023．325．932．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简要分析：1．按财政支出是否与商品和服务相交换为标准，可将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交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可以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2．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较少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财政收入比较充裕，财政职能侧重于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因而转移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大，或与购买性支出相当，或较购买支出增长更快。发展中国家，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