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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1“白色恐怖”为何依旧绿色餐具赔钱“我们的环保产品从一开始就注定卖不出去，巨额的亏损压负下，我们不得不另找出路。”望着办公室外3万多个平方的厂房，佛山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棉森沉重地对记者说。现在，他以整个“佛山绿洲”入股了被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广东绿洲纸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1995年国家宣战“白色污染”，以纸质用品取代发泡塑料餐具以来，先后有100多家企业投入人力和资金转向环保餐具的研究与开发。专业从事一次性纸浆模塑制品的生产、销售的佛山绿洲公司成立于1998年，第一期总投资达5000万元，年生产能力1.28亿只，现日产量为40万只。但几年来，发泡餐具仍然大行其道，在白色的“汪洋大海”中，环保餐具的第一批淘金者们不是仆然倒地就是只剩下苦苦挣扎的份儿。比较而言，“佛山绿洲”还是其中支撑较久的。在生产成本上，环保餐具竞争劣势相当明显。一吨塑料和一吨纸浆板材的价格分别是1.2万元和1.3万元，但制成产品后，价格却相差5倍左右。其原因在于材料的利用率上，后者的成本要高几倍。在生产工艺上，前者技术已经成熟，后者则要经过打浆、成型、消毒和包装等6道程序，成本便居高不下。“环保餐具产业是一项微利产业，规模经济将是我们采用的杀手锏。”广东“绿洲”将在原“佛山绿洲”的基础上新建生产线，第一步目标是形成每年3亿标件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7300万元。我国市场的一次性餐具需求量在每年100亿只以上。韶能集团的另一负责人透露了他的隐忧，“发泡餐具一日不从生产源头上禁止，环保替代品的生产发展就一日不成规模。”发泡餐具公司不理解。“我的产品不降解，它也不降解，为什么它能用，我的就不能用？”深圳德丰盛有限公司日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200万只，投资总额是3500万元，去年销售额是4400万元。可是，慑于禁白令的威力，与德丰盛合作了5年的零售商“沃尔玛”日前转用了其他产品，仅此一项“德丰盛”每月将损失几十万元。其总经理姚佩佩女士注意到，替代他们的产品是CT产品（聚炳烯与滑石粉的复合环保产品）。目前CT产品还没有列入我国一次性可降解餐盒餐具能用技术条件的检验目录中。德丰盛和另外13家发泡餐具生产企业甚至联名斥责，数次发布大幅广告表达对禁白令的不解.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11月发布了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目前已有不少企业的产品已达标，可是，市场上尚未找到不含化工材料而性能、卫生指标又较高的环保餐具；不少产品不过是往聚丙乙烯里混合了改性淀粉等，不可能完全降解。此外替代品普遍成本过高，生产数量有限，能否满足市场需求、市场是否接受都是未知数。“真正的环保是要鼓励少用、重复使用，而不是替代使用。”姚女士举上海为例，上海的管理原则是：“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工厂每月按照生产量或者销售量交纳回收处置费购买“回收标识”，这个标识贴在发泡餐具上犹如有了“准生证”。政府则将收费用于回收、运输、清洗、再利用等善后工作上。目前深圳市面上一次性发泡胶餐具销售量每天有336万只，以此计算，深圳每天大约需要10万元回收费用，姚女士认为这个数目用于回收应该够了，企业也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却不得其门。离不开政策和消费者。后来，在京城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却将姚女士们的“反弹”升级。一个发泡餐具污染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但会议似乎一开始就走了调，2整个会议的主题变成了“发泡餐具究竟有无毒性”的辩论，部分塑料专家和北京市消协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夏青一语道破这场有毒无毒之争的玄机。他说，恰恰是因为国家经贸委关于2000年底禁止发泡塑料餐具的6号令迟迟没有落实，才使很多单位和企业认为政策有可能松动，或对某些地区网开一面。他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作出战略决策。国家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则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落实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餐具的方案。但该负责人强调，表面上看，6号令的进一步严格执行对新型环保餐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新型环保餐具由于自身技术支持没跟上，成本高，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好。所以新型环保餐具的生产厂家不能过分依赖政府政策，因为如果这些新型企业不能从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国家也很难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讨论题目1、对生产纸质环保餐具的厂家予以财政补贴或免税能否有效？2、国家经贸委的“禁白令”未能及时出台，使环保餐具受到强烈挑战，反映了什么问题？3、通过本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理顺，对此你有何建议？案例２为什么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生长在黄海中的黄鱼以其肉嫩味美而闻名于世，但市面上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无锡太湖的银鱼也是一道美味佳肴，但餐桌上越来越难见其“身影”。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无节制地滥捕。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在自己的鱼塘里滥捕，而在黄海与太湖中滥捕呢？这显然与黄海、太湖的产权特征有关。为了解释清楚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需要首先区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征。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消费和区别消费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当某人购入特定的物品进行消费时，就已经排除了他人购买和消费该物品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某种产品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而且收费存在困难，则它就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以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提供外部正效应，其最典型的例子是路灯。对于一定数量的路灯，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任何人对路灯的消费都不排斥其他人同等数量的消费。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提供公共产品，自己免费享用。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得没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草地上放牧过多奶牛”就是由外部正效应引起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假定某个村子有一块归全体村民共有的草地，村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是免费并且无限制的，那么为村民共有的草地就具有以下产权特征：一是所有权的不可分性，即草地归全体村民所有，但每个村民不能声明自己对草地拥有所有权；二是使用权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其他人进入草地放牧；三是存在外部效应，即草地上的草是稀缺资源，某一村民多放奶牛，就意味着对其他村民利益造成损害，因为其他村民养的奶牛吃的草少了；四是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即除非所有村民一致同意，否则任何村民都不能转让其在草地上的权利。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村民有自由放牧奶牛的机会时，那么只要一头奶牛的产出大于这头牛的成本，放牧这头牛就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当利润降至零时，村民才会停止在草地上增加放牧。但单个村民在决策时忽视了他放牧行为的社会3成本，即他多放奶牛将使其他奶牛的奶产量下降。当个别村民增加放牧的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制止时，其他村民也会选择增加放牧数量，其后果必然导致在草地上放牧过多的奶牛，最终把草场彻底地破坏掉。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的原因就在于此。由此可知，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一旦产权的归属不明确，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即行为人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然后自己免费享用。这样，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那么，如何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呢？过去的福利主义经济学沿袭庇古传统，主张引入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既可以通过政府定价等方式直接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也可以通过征税或提供补贴等方式使生产或消费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但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产权的界定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他们认为，在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可以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当然，产权的界定可以是多样化的。在上述过度放牧的案例中，一种可能是，所有村民达成一致协议，以集体产权取代公共产权。一旦建立了集体产权，村民委员会便可以利用民主表决程序决定草地上放牧奶牛的总规模和每户农户可以放牧奶牛的数量，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种可能是，把草地明确地界定给自然人。只要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势必会出现某些产权的让渡，而且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它必然转让给出价最高者，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讨论题目：1、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你同意庇古的主张还是科斯的主张？2、为什么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请用财政学原理予以解释。3、如何在黄海与太湖中的鱼不再被滥捕呢？案例３行政成本高出世界水平25%委员疾呼“精官简政”“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令人担忧”，在分析其中原因时，任玉岭委员说：“一是干部提拔过快、过宽造成的。二是各级领导干部换得太快。我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换了5个书记、4个市长，新的书记上任后，便更换一批新领导。新官上来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姜笑琴委员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现有体制下，干部提拔的驱动力非常强，而约束力不足。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不惜花公款买学历、制造虚假政绩。在这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下，机关中沉淀了一批‘只谋官，不谋事’的庸员。更为严重的是，庸官误事，加大了发展成本。”姜笑琴委员说。讨论题目：1.分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42.如何改革我国的行政成本?3.对于精官简政,你有什么高招?4.你认为结构臃肿和膨胀的原因有哪些？５.从财政的角度，分析我国官民比背后存在的问题。案例４官员不妨都来坐“公务巴士”“廊坊公务员到省城办公不坐小车坐班车／公务巴士4年省下2600万元”。想象中的“公务巴士”，奔驰在自廊坊至石家庄的路上，应是一道新景观、好风景吧。最明显不过的“好”，就好在“省”字上。4年省下了26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呵。经济、社会发展了，交往、出行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廊坊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机关单位与省会石家庄的交往非常频繁，平均每天有20辆小车来往于两市之间”。车多了，就很有账可算了。“小车往返，不算折旧费，每辆车需要燃油80升，费用约240元，高速路收费160元，再加司机吃住，费用可观”。而改乘“公务巴士”，则无疑大为节省。市直机关公务员到省会办事可集中坐这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准时往返的公务车，来回收费只有90元，而且车上还提供电视、报纸、热水等服务。一句话，我们一直号召的“高效政府”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不仅办事效率高了，而且节省了，效益也高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公务巴士”是道好风景。不仅如此，改小车为公务班车，还凸现了机关改变作风的努力。毋庸讳言，这些年有些官员、干部，乃至机关普通公务员，办事的“谱”越来越大，“牛”得厉害，而说穿了，不少都是“花架子”，是日益滋长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动辄要“条件”，有时竟没个小车就办不了事，就不办事。这一点，同浪费一样，也是不正之风，也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务巴士”又是一道好风景。有条件的地方不妨一学，有条件的官员、公务员不妨都来坐“公务巴士”。各地都来借鉴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利国利民的好风景，就会连缀成为一道道人民群众认可称道的靓丽的风景线！讨论题目：１.你认为廊坊实行公务巴士有哪些好处？是否值得在全国推广？２.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３.你认为“高效政府”“效能风暴”还可以在哪些地方体现？案例５“会议式生存”背离“节约型社会”我们经常遭遇低效无益的会议，会议本身越来越成了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的行为。若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中相当大的比重可以归纳为无谓损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供的“会议的机会成本”分析案例说明，企业往往会忽视一种最重要的机会成本：即高层管理者的宝贵时间。会议是人类社会群体协调与沟通的重要途经，采用协商型会议（如公司的董事会）作为议事和决策的手段，也是促进企业与社会效率提高的重要规则。人们往往通过会议来沟通交流、增进了解、集思广益、争论思辩、化解冲突、形成决议，可以说，在成本适当的情况下，举行注重实效、简短而具有活力的会议是各5种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主要协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