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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讲西藏元明清时期的信息传播[元代-1907年《西藏白话报》创办前]从13世纪开始，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成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以此为起点，历经元、明、清三代王朝，西藏的新闻传播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归于中央政府管理，对西藏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信息传播方面，由于西藏与内地各种交流更加频繁，中原腹地的文化模式、观念和传播手段对西藏发生了全面影响，中央和地方直接的行政管理关系，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地的信息交流，同时，西藏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也在发生着缓慢的推进，在此背景下，西藏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元明清三朝，虽然西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但信息传播方式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信息传播现象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加以考察。在这一阶段，西藏的信息传播开创了以驿邮、茶马互市为基本渠道的传播模式，文字传播空前发展，一批身兼军政使命的大臣和使者，成为极其活跃的信息传播者，同时，在近代新闻氛围的熏陶下，西藏也开始了近代新闻传播的基础建设。虽然这一时期西藏的新闻传播并未诞生典型的古代报纸形态，也未能较早过渡到近代传播时期，但它独立的传播品质和种种传播形态，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传播价值和历史意义。一、特色独具的信息传播渠道1.驿传在交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驿站传递军政和各种信息，是西藏古代信息传递的最普遍方式。（1）元代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成“宣政院”，），“掌释教徒及吐蕃之事，而隶治之”。在“宣政院”下，设置三个官署管辖吐蕃地区：一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制西北藏区地区，一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制西南藏族地区，另一是乌斯藏、纳里苏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制前、后藏和阿里地区，所设驿站由“宣政院”管辖。元朝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朝令夕至，声闻必达”，就在全国广开驿路，设置驿站，其西南路通达乌斯藏宣慰使司宣辖境，即今天的西藏地区，成为当时官方主办的主要信息通达渠道。2元代西藏驿站的设立，是忽必烈亲自交办的事。据《汉藏史集》记载，忽必烈曾就设立驿站之事当面向他的大臣答失蛮交待说：“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艰险，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依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于是从汉藏交界处的临洮起，直到萨迦以下，共设置了27个大驿站。《藏族史要》的记载与《汉藏史集》基本相同，只是称答失蛮为“达门”，驿站称为“甲姆”，驿站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垛堆（甘孜、昌都）地区设9个甲姆，朵麦（甘肃、青海）地区设7个甲姆，卫（拉萨）地区设7个甲姆，藏（日喀则）地设4个甲姆，在各个甲姆之间再设若干小甲姆。元代入藏驿站（大小均论）至少在40个以上。据学者研究，元代进藏驿站路线基本可以分为南北两条线路。北线起点为北京，经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抵达西藏萨迦；南线是从甘肃和政县）至四川德格，于从河州入藏的北线汇合。元代政府对西藏驿站的设置和管理都有行政规范。在《元史》卷九十八志第四十六中，对元代驿站的设置作了记载：“元制站赤者，驿站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元代之初，驿站的管理属通政院，并设诸站都通领使司以统之。至元四年（公元1311年）归兵部管辖。涉及驿站事宜，均以中书省名义行令。藏区的驿站管理，宣政院也负有责任。元朝对驿站管理极为重视，先后派遣官员直接进藏实施管辖。元初的驿站就是由宣政院官员管理的，而藏区各宣慰使司实际就是本辖区驿站的直接领导者。当初答失蛮在藏认真经办了驿站设置之事，环绕萨迦寺礼拜佛事，并考察了吐蕃地方的风土民情，受到元代皇帝的较高评价，任命其为“宣政院”衙署的主要负责官员，这使他成为元代最早派往吐蕃设置驿站的高级官员。为了保证驿站的畅通无阻，元朝政府旋即又派遣大臣额济拉克赴吐蕃掌管驿站，并封为“同知”之职。为保证驿站正常运行，中央政府对驿站常规供应做出规定。确定驿站的支应由各万户府按人口多少分段负责。规定沿途居民负责传送公文，供给马匹，供应往来官员食宿。《汉藏史集》还对乌思藏境内各驿站支应分工作了具体规定。为保证驿站通达，元代还在国内实行驿站的站户制度，专门签发部分人户承担站役。但站户往往不堪重负，一再逃亡，大臣桑哥只好从藏北军队中拨出一点人马维持驿站运作。在极端贫瘠的藏区，朝廷对驿站还进行适当的补助。为保证信息畅达，驿站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乘驿必须持有凭证圆牌、铺马圣旨和扎？（西藏研究1999年四期p52）子。圆牌也称“元符”，是朝廷铸造的专为传递紧急军情之用的信符，并颁发给诸王公主驸马、边军统帅和地3方官员，以备不时之需。朝廷使者佩金字圆牌乘驿，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使者佩银字圆牌乘驿。圆牌最初铸有海东青（“雕”的一种）图像，故称为“海东青圆牌”。至元七年改铸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牌面汉译意思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同时，元代还在重要交通驿站设脱脱禾孙（检查官），专门稽查过往官员使臣的真伪。元代在西藏驿站设立及其管理上所投入的巨大努力，使驿站实际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和信息传递主渠道。在西藏偏远、旷阔、交通极端落后的情况下，驿站的信息通达作用，比元代国家其他地方的信息传播功能甚至更加重要、突出。据《元史》《经世大典》记载，元代驿站的功能主要有四：一是“通达边情，宣布号令”。二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三是配备马匹车船等交通工具，供往来官员乘驿使臣之用；四是“纲运辎重物资”即“进纳御用储物”。但驿站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信息沟通。它通过一个完整的传递通道，将元代政府与遥远的西藏境域第次连接起来，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传达朝廷政令，传递军事情报和命令，实现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同时，在这条极其漫长而艰险的通道上，除政治、军事以外的大量信息，也伴随着乘驿者的踪迹蔓延到西面八方，一条条驿道，就是一条条珍贵的信息之路。（2）明代至于明朝，基本沿用元代旧制，加强了对乌思藏的管理，同时又进一步将藏族官职纳入明代地方行政机构以内。公元1373年，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其后又设立了从指挥使到万户、千户、百户等各级职位。中央政府还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并频繁派出官员出使藏地。为保证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实现两地信息沟通，明朝大力推行驿站的恢复和建设。朝廷先后派出官员督办此事。永乐五年三月十三日（1407年4月20日），永乐帝命灌顶国师阐化王扎巴坚赞会同护教王、必力工瓦国师等西藏僧俗首领，“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随即派出陕西省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率领官兵前往乌思藏分置驿站。公元1414年1月，永乐帝派遣中官扬三保赉敕往谕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等宗教首领，“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乌思藏通达内地驿站的恢复和增设得以完成。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明朝为加强驿站的管理，在通天河流域设立毕力术江卫指挥使司。明代驿道分为明初的青藏道和中后叶的川藏道，还有一条支道——松潘道。旧线继续使用，新线也在逐渐增辟，所囊括范围较之元代必有所扩展。——青藏道4明朝初年，西藏僧俗地方势力纷纷入境朝贡请封，中央政府也多次派出官员远赴拉萨、乃东等地，封赏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为便于行旅，及时沟通双方信息，明朝中央遂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和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两次派员入藏，协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修复了驿道。据赵毅先生的研究，明永乐年间修复的驿道，并非取道四川雅安的川藏道，应是修复元代驿道，从拉萨附近的乃东向青海方向延伸的青藏道。青藏道还可分为东、西两道。西道：拉萨-墨竹工卡-止贡-旁多-当雄-唐古拉山-通天河-巴颜喀拉山-扎陵湖-日月山-湟源-西宁；东道：拉萨-彭多-当雄-那曲-唐古拉山口-杂多-玉树-称多-玛多合-西宁。——川藏道自明代永乐年间开辟青藏驿道后，川藏道一度通达无阻，但至于宣德年间，使臣屡遭劫掠，青藏道被迫陷于中断，而改道另一条古老茶道——川藏道往返。这样，川藏驿道遂成入藏正驿，直至清朝。川藏驿道于正统年间即作为官道使用，成化年间被正式辟为驿道。拉萨-昌都一线即原青藏东道的路线，所谓川藏驿道，实际仅仅是将四川境内的驿道延至昌都，与青藏东道连接。四川境内驿道走向基本是：成都-新津-邛崃-名山-雅安-天全-康定。后雅安至康定的驿路进行过重大调整。川藏道山高水急，大河多阻，其凶险远甚于青藏道。据文献记载，若是要走过川藏道，需经过4700华里路程，过驿站56个，渡主河共51次，渡绳桥15座，过铁桥10座，越山78处，跨越海拔9000尺以上的山峰11座，5000尺以上者27座，全程耗时至少在三至四个月之间。但川藏道也自有其优越之处，它在四川经过著名的雅茶产区，便利于茶叶交易，而在西藏境内经过的藏南河谷地带，人口相对稠密，供给较为充足，优势渐甚于青藏道。故此，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因为此驿路途多艰难险阻而减弱、停滞。事实上，日益增加的贡使、商旅使其反而渐渐繁忙起来。浩浩荡荡的贡使蜂拥于川藏驿道，一时蔚为大观。仅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大乘各王、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喧慰使司的贡使一次竟至4170人。——松潘道松潘道可分东、南两路。南路：成都-灌县-汶川-茂汶-叠溪-松潘。松潘西出黄生关，通陇右，接青海进藏大道。东路：成都-广汉-绵阳-彰明-江油-涪江-平武-松潘。再接甘肃文县、武都联结川甘。此路绕道较多，路途稍远，但路宽并少“蕃寨”干扰，被视为安全通5道。明代驿道的功能，与元代并无本质不同。但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朝廷派出的一部分使者以外，活跃于此道上的人员，多为自藏进入中原，以明朝廷都城为目的地的西藏贡使，还有大量不畏艰险，进行商品贸易，特别是以茶为“媒”的商贾。西藏贡使由于能够得到朝廷数倍的赏赐，促进中央政府的了解和重视，故规模与日俱增。从宣德、政德年间（1426-1449）的30-40人/年，景泰年间（1450-1456）的300人/年，到天顺年间（1457-1464）已猛增至2000—3000人/年。这种供赐关系的发达，最根本的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同时在促进经济联系，加强信息沟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官员长期居京，并请求朝廷予以安置，任命官职，实际成为西藏几大政教势力的驻京代表，他们仿佛唐代以后各地方留守京城的进奏官，除政治使命外，还作为地方与中央间的信息中枢，使两地的信息实现沟通。仅仅以大量贡使的频繁往来，也可以断言，有明一代驿道的信息功能再一次被放大、扩张，信息的种类和容量要远远超过元代。（3）清代明朝末年，蒙古固始汗的力量进入西藏，西藏通过蒙古与清朝发生了联系。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太宗致书达赖，宣布清朝的崇佛政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在京为顺治皇帝赐以“达赖”封号。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亦受“班禅”封号。从此，西藏两大宗教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为加强对藏管理，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清廷派侍郎赫寿为驻藏大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又进一步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1751年4月23日，清廷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规定西藏事务归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专主”。废除君王制度，建立噶厦政府。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廷再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了驻藏大臣同达赖、班禅地位平等，而且将中央治藏政策法制化。清朝沿袭了元明时代的驿传制度，当时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设置东北、西北、东路、中路、西路5条主干驿道。为“联络声息”，清廷也很重视西藏的驿道建设。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驿站。西藏驿道一般可分为三条：一是康藏道，一是青藏道，另一是滇藏道。川藏道——路线为：皇华驿-居庸关-陕西-甘肃-四川，由川康道入藏。康藏驿道自打箭炉至拉萨，全程4980里，安台84处，安讯13处。中央政府还设置了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拉萨6处粮台。青藏道——路线为：京师-直隶-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由青海入藏。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