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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摘要：本文以藏族聚居区家长和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从语言态度的认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和行为性成分对家长和学生进行分析，通过SPSS软件对家长态度和其子女汉语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区域、家庭语言环境对于子女汉语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关键词：藏族家长；汉语学习；语言态度一、引言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外，有29个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母语。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双语教育涉及了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关系等，一直以来是教育界和政府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双语教育的研究，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语言态度的研究还是较少的，罗迈因(romaine)曾提出影响双语学习的因素可概括为以下七类：第一，双语本身；第二，教学用语匮乏；第三，家庭和学校中的语言不一致；第四，家庭和学校中的文化不一致；第五，提供给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质量差；第六，与社会地位有关的因素；第七，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因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的不同代际间文化传播模式。由此可见，语言态度是影响双语教学的一个因素。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学习者的一个重要情感因素，是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国内外诸多研究者只是从单个因素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主要以藏族聚居区的藏族家长和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学生家长的汉语言态度对于学生学习汉语能力的影响。二、研究对象的选取(一)藏族学生本次研究选取了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G县的两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学校：一所是G县民族寄宿制小学，另一所是G县民族寄宿制中学。2009年以前，G县的两所学校中(G县民中、G县藏中)设有小学和初中，没有学生宿舍，2009年学校改革后，成立了现在的两所学校即G县民族寄宿制小学(完全小学)，G县民族中学，完全将小学和初中独立，而且教学模式采用了双语教育中的一类模式，即藏语文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的模式。G县民族寄宿制小学共有学生1062人，其中藏族学生1045人，占学生总数的98％；G县民族寄宿制中学共有学生1145人，其中藏族学生有1137人，占学生总数的99％。本次调查采用的分类抽样，将学生分为走读生和住宿生两类，在走读生和住宿生中各抽取一部分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对象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学生父母必须有一个是藏族；第二，被调查学生必须接受过汉语教育。(二)藏族家长本研究主要探讨藏族家长语言态度对其子女学习汉语的能力和态度的影响，故此次采用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即一个家长问卷应对一个学生问卷。本研究一共选取l12名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其中64名为城镇家长，48名为农村家长。本研究需要将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相互匹配，完成学生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一编号，再由老师负责交给学生家长并帮忙收回问卷。考虑到家长的汉语水平，对问卷内容会出现理解错误，故将汉语问卷和藏语问卷一同发放，由家长自行挑选两个版本的问卷，为了调查问卷的有效性，笔者对回收的所有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按以下要求剔除无效问卷：第一，家长或学生基本信息漏填或填了其他；第二，问卷选项中有4项以上问题漏答的；第三，在非多项选择中选择2个或2个以上答案的。在发放的112份问卷中，回收问卷为110份，回收率为98．21％。按上述标准剔除了2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08份，有效回收率为96．42％，回收情况良好。三、不同家长语言态度描述统计分析(一)性别由表1可知，通过对不同性别家长在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成分上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项P值分别为0．055、0．082、0．096，均大于0．05，因此，笔者认为学生家长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评价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被调查家长中，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家长只有2名，所以，本文将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家长划人本科或大专的文化程度范围中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表2)，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长对汉语语言态度有所不同，对汉语的评价会有差异，在认知性成分中，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本科或大专(3．796)、高中或中专(3．356)、初中及以下(3．060)，这一结果显示，家长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于汉语的语言态度具有较清楚的认识，在对待汉语上呈现出较积极的态度；在情感性成分中，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本科或大专(3．282)、高中或中专(2．754)、初中及以下(2．700)，这一结果表明，家长对于本民族语具有较深的情感，认为民族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是民族的象征，而对于汉语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认同。在行为性成分中，具有本科或大专文化程度的家长均值较高，在访谈过程中，大部分家长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汉语，平时孩子看汉语电视或书籍，家长也不表示反对，同时希望孩子汉语水平有所提高。(三)家长职业职业背景的选项一共有8项，分别为“教师”、“公务员”、“医务工作者”、“军人”、“个体户”、“牧民”、“工人”和“其他”，调查的数据结果集中在“教师”、“公务员”、“个体户”和“牧民”四个选项之中，故在职业背景这一方面针对四项比较集中的职业进行分析。表3的结果表明，家长的职业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并无明显差异，P值均大于0．05，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的出现与改革开放以来藏区实施的双语教育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在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外经商的商人或是牧民群众，对汉语的态度相差不大，而教师、公务员、个体户等说汉语也不能完全代表其对汉语的态度，在工作中用到汉语不一定具有其主观意愿。(四)家庭语言环境对语言态度的影响笔者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概括出表4，从中可以看出，具有汉语家庭环境的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能力得分均值较高于没有汉语家庭环境的学生。由表4可知，父母在家有说汉语的语言态度认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行为性成分的P值均小于0．05，由此，发现语言环境对于语言态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家中说汉语的父母对汉语有一定的认识，并有相对较深的感情，在访谈过程中，笔者通过细致地观察，也同感会说汉语的家长在访谈过程中会主动用汉语进行交流，对汉语的评价也高于不说汉语或很少使用汉语的家长。虽然每个家长的家庭语言环境有所不同，也没有完全的汉语言环境，但是，总体看来，会说汉语并在家中说汉语的家长对于汉语的整体评价还是较高的。(四)区域背景由于被调查地区的特殊环境，笔者将家长的区域划分为城镇和农村两部分进行比较分析。表5结果显示，来自不同地区的家长对待汉语的态度有所不同，对汉语的评价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认知性成分中城镇家长的均值是3．650，农村家长的均值为3．050；在情感性成分中，城镇家长的均值为3．166，农村家长的均值为2．507；在行为性成分中城镇家长均值为3．782，农村家长的均值为3．071。从以上的结果不难发现，城镇的家长在三个成分上都高于农村家长，这一点说明，城镇家长对待汉语的认知明显高于农村家长，住在城镇的家长，平时除了和家人交流外，出去购物、上班等都会用到汉语，随着藏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不论是在单位上班的还是在市场做生意的，间接地为城镇家长提供了一个汉语交流的平台，致使学生家长常常会听到汉语，也会用到汉语。在情感性成分中，并无明显差异，这一结果是受到民族地区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在访谈过程中，在对家长的访谈中谈及对汉语是否好听、亲切时，家长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认为需要是必要条件；在行为性成分中城镇家长高于乡村家长。城镇家长对于汉语具有高度的认可，期刊征文大部分家长谈及汉语时，主要考虑到汉语的实用性，家长会提及汉语对孩子将来升学、找工作和其他民族交往等具有很大的作用，再加上城镇相对于农村具有便利的条件提供汉语学习平台，在汉语言交流上相对于乡村有更多的机会，势必影响着城镇家长对汉语的态度和行为。四、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相关性分析在对家长语言态度进行分析后，笔者筛选出家长语言态度具有影响的因素及对学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在此主要就家长文化程度、家庭语言态度、地域等方面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一)家长总体语言态度与学生总体语言能力的相关性表6结果显示，学生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623，P值为0，小于0．05，即学生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呈高度正相关。这一点再次说明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积极的态度能够促进其学习汉语，从而提高汉语水平，而消极的态度，不但不能提高汉语水平，反而会对汉语产生一种排斥心理，不愿意学习汉语甚至是厌烦汉语。(二)不同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相关性在对家长的语言态度和学生的语言态度进行考察后，笔者研究分析了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的相关性见表7。校正判定系数R进行拟合优度检验，R为0．956，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即因变量变化中的95．6％左右的信息可以由自变量解释。可建立方程：Y=O．202X1+0．175X2+1．380X3+0．133X4f其中，Y表示学生语言能力，x1表示家长文化程度，X2表示区域，X3表示父亲是否说汉语，x4表示母亲是否说汉语11、不同文化程度对相关性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家长的P值为0．003，小于0．05，这一结果表明，家长语言态度与学生语言能力具有显著性，家长越是赞同学习汉语，对子女学习汉语的行为更加积极，其子女的汉语能力越好，相反，家长对汉语的态度不够积极，在子女学习汉语的行为表现得越消极，其子女汉语能力就越差。通过一对一的问卷分析发现，凡是父母在认知性和行为上表现得越积极，其子女在汉语能力选项上的答案分值越高。2、不同区域对相关性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家长的P值为0．008，小于0．05，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家长在语言态度上的差异会影响到其子女汉语言能力。越是小的社会团体，民族聚居程度越高对母语的情感越深厚，价值观念越统一，语言态度差异越小，相对于杂居区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对汉语的社会地位认同不高，虽然对汉语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中比较认可，但这种认可更多的是体现在功能性而非情感层面，对汉语的运用存在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在行为上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这种态度对其子女汉语学习能有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影响其汉语言发展水平。3、是否说汉语的家庭语言环境对相关性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说汉语的家庭语言环境的P值为0，小于0．05，这一结果表明，家长是否说汉语对其子女汉语能力有显著性差异，即家长会说汉语是家长对汉语态度的行为表现，家长说汉语可以为子女创造汉语语言环境，方便子女学习汉语，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频繁的接触汉语，从而能够轻松的学习到汉语，子女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主动和积极，汉语能力表现越好，相反，无汉语家庭语言环境的家长，无法为子女提供汉语言环境，父母由于不会说汉语或不愿说汉语，使得子女在汉语言发展上滞后于有汉语环境的学生，加上家长语言态度的影响，使得大部分学生对于汉语学习不够重视，在学习汉语的行为上表现得更加消极。五、结论与建议本次调查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程度家长的语言态度、不同地区家长对汉语的语言态度和是否拥有汉语家庭环境对其子女汉语言态度和汉语言能力具有显著差异。第一，从家长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较高的家长对汉语的语言态度与子女汉语语言态度在情感成分、认知成分、行为成分上和语言能力呈显著相关；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语言态度与子女语言态度和能力相关不显著。这说明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汉语语言态度在认知性成分中评价越高，因为大部分高学历的家长，在学生时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语教育，并在升学、就业或是生活中感受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对汉语有了比较强的认知，这种较强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家长对子女学习汉语的态度。第二，从家长在家中是否有说汉语的家庭环境来看，父母在家中说汉语的家庭相对于在家中父母不说或很少说汉语的家庭来看，有说汉语的家庭语言环境更能使子女学习汉语持积极的态度并有助于提高汉语水平，这是因为具有汉语家庭环境的学生，或多或少受到家庭语言环境的熏陶，父亲或是母亲在家中说汉语，间接地对孩子提供了汉语言交流平台，在这种环境中，孩子表现出主动学习汉语的行为，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说汉语的家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