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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北大学2000—2009年考古学通论真题答案分段总结一、考古学家1、谢里曼德国考古学家。在世界考古学史上，谢里曼第一次把地层学的方法应用于考古发掘。1871年他用这种方法发掘了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的西萨克立城。谢里曼是现代考古地层学方法的奠基人，田野考古发掘正是由此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以至于有人认为近代考古学是“伴随着谢里曼开始的”。2、汤姆森“三期说”曾任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1819年，汤姆森将丹麦皇家博物馆藏品按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分类方案进行陈列，以工具和武器的制作材料为标准，把人类史前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即著名的“三期说”，成为近代考古学发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这种分类并不等于类型学研究，但分类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对考古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蒙特留斯瑞典考古学家。他在《东方和欧洲古代文明诸时期》一书第一章《方法论》中专门总结介绍了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考古学的发展，标志着田野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在1885～1895年间，蒙特留斯把北欧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4、布基英国考古学者。1926年在《我们的祖先》一书中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观点，正式提出了新石器时代的四大特征：农耕、家畜饲养、制陶术、磨光石器，使得新石器时代的基本体征和内涵被考古学界所认识。5、柴尔德英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认为由农耕畜牧而达到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他是农业起源理论之一——“环境决定说”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绿洲说”，认为农业起源是由于更新世、全新世交替之际，西亚气候恶化而日益变得干旱所致，但这一学说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6、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21年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石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又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首次将考古地层学引入我国。1925年出版了《甘肃考古记》，将甘肃史前文化分为六期（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其中将前三期归入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归入早期青铜时代。尽管这一分期被以后考古工作证实并不准确，但却开中国史前考古分期研究之先河。安特生202世纪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安特生开始的。安特生在《中华远古文化》一文中，将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文化类型彩陶纹饰非常相近，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7、李济中国现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由清华大学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尽管李济仍采用按一定深度划分地层和记录遗物的水平层位法发掘，但较安特生有了不小进步，特别是探方法的使用，更便于观察和控制地层，反映了20年代考古发掘的较高水平。1929年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8、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同年秋，先后主持和参加发掘了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1931年，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安阳后岗遗址的两发掘。与以前发掘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掘与遗物统计均依土质土色区分的文化层为单位进行，并依据遗物的特征，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从地层上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前水平层位发掘法的结束和以文化层为单位发掘法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中国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基础，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而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的成熟。9、夏鼐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发掘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址。还主次参与了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1935年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发掘。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六期说”的错误判断。夏鼐先生把考古学的历史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等几个阶段，基本概括出了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10、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3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最著名的他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他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1、陕豫晋邻黄地区2、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汉水中游区、鄂西区、鄂东区）4、长江中下游地区（宁镇区、太湖区、宁绍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赣北区、北江区、珠江三角洲）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昭盟中心区、河套区和陇东中心区）苏秉琦也是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专业30年，在他主持下形成的考古专业培养各级人才的教学模式，不仅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沿用，也为以后成立的各校考古专业所采用。50年代初，参与考古人员培训班的筹划与领导工作。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考古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园，师表流芳的一代宗师。1948年，苏秉琦先生研究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地出土物时，应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的陶鬲进行了仔细的分类整理，从而使考古类型学研究进一步完善化。沟东区共有40座墓出土有陶鬲。苏秉琦依据器型、纹饰、制法三个指标详细描述了每一件器物的特征后，主要以足部的特征为据，但也考虑到整个结构、制法的差异，把陶鬲分成三种类型，即袋足类、折足类、矮足类，又把袋足类细分为锥形脚袋足鬲和铲形脚步袋足鬲两种。然后依据陶鬲的共存与平行现象给每一类陶鬲分期。值得注意的是，苏秉琦在分析陶鬲的演变时，用A、B、C...表示鬲种的区别，用a、b、c...表示各种陶鬲的演变阶段，前者即现在常用的型的概念，后者则是式的概念，而袋足鬲分成锥状足和铲状足两种，实际上是同型器所分的亚型。不仅如此，苏秉琦还把与陶鬲共存的墓葬形制、陶壶、铜戈的变化情况综合分析，将整个墓葬群分为三大组（期），即瓦鬲墓、屈肢葬墓、洞室墓三大期和十一小期。这样依据共存关系把对器物的分期上升到整个墓地的分期，扩大了类型学研究的范围。这样，从20年代开始出现的类型学研究，30年代初步形成，40年代逐步成熟。二、旧石器时代考古1、三棱大尖状器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更新世早期)丁村文化所特有的典型器物，最大者重达1000余克，一端修成锐尖，另一端则保持钝厚以便于手握。贾兰坡先生提出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技术传统：“匼河─丁村系”（或“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简称“大石器系统”）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小型石器系统”），三棱大尖状器是大石器系统中的代表性石器，是用于挖掘采集的工具，所反映的应是以采集为主，渔猎为辅的经济生活方式。2、峙峪遗址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峙峪村发现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遗址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5米。1963年调查发现并进行局部发掘。发现的遗物有:人类枕骨一块，石制品15000多件，烧石和烧骨等多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该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主要特征。时代属晚更新世，经C14测定，距今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峙峪遗址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器和装饰品。出土石器有：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4石镞等两万余件。制造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极少，砍砸工具罕见。此外，发现了细致打击成的骨尖状器，其它一些打制痕迹清楚的骨片，也可作为某种工具使用。还有1件可以反映磨制钻孔技术的扁圆形石墨装饰品。与灰烬、石器、烧骨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的往往密集成层，大多为单个的动物牙齿，总数达5000余颗，还有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野驴88个个体，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峙峪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石制品约15万件，还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产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叶。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磨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通过对峙峪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发现在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有众多的马类猎获品，实为旧石器遗址之罕见，因此峙峪人又被誉为“猎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草原动物，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出色的的猎马人文化。曾发现已知最早的石镞，石镞的出现标志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弓箭已经被发明。3、下川文化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一种以细石器和石叶石器为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分布在山西沁水中条山的下川盆地一带。1973年后多次进行发掘，获得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下川石器中一小部分用砂岩、石英岩打制，尺寸较大。主要是以燧石为原料、用先进的间接打击法和压制法生产的细石核、细石叶、石叶及用石叶加工的工具。细石核包括锥状、半锥状、柱状和楔状的。石叶工具，有边刮器、光状器、钻具、箭头、雕刻器、锯齿刃器和琢背小刀等。因用压制法加工，石器形状规整，制作精美，达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据测定，下川文化的年代大约距今2.4万～1.6万年。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4、手斧手斧因其形似斧且便于手握而得名。手斧通常是一种石核工具，但时代较晚者也有用石片加工的。手斧的基本形状呈梨形，即一端略尖，一端略圆；两面大部分经过加工，而圆的一端常保留原石料自然面以便手握。手斧虽形似斧，但“手斧是多用途工具，被用来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刮兽皮，并特别用于宰杀大小猎物和割剥兽皮。许多考古学家不仅试验用它割裂羚羊的尸体，也用它切开河马和大象的皮，这都非常有效”。手斧起源于东非的旧石器早期文化。在奥杜韦峡谷，最早的石器是距今180万年前的砾石工具，大约在距含140─120万年前，出现了少量的手斧。有学者认为：手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