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自然主义文艺思潮

第四章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与其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毋宁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中曾出现过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这样说也许更为客观。作为文艺思潮的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它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母体中萌发衍变，既继承了母体中的种种基因，又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推到极端，从而产生了质的变异，成为一种既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独立于母体之外的新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形态。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在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表现出纠缠不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至于这一思潮流出法国而成为国际性的文艺思潮之后，更由于时代、地域和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异。无疑，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体现的自然主义既具有来自欧洲的思想渊源，又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时代与国情所赋予的种种复杂性。因此，首先了解法国自然主义的面貌与特质，可以为认识中国的自然主义思潮提供必不可少的参照系统。第一节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渊源一、自然主义的社会土壤与思想特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是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然科学革新组合的产物。”的确，19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表现为科学精神的大举渗入，与社会历史、文学传统诸因素形成一股巨大合力，引发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出现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萌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气候。1789年法国人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显示出近代化的进步性与巨大力量。但是，1848年一月革命以后，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从此，法国的资产阶级丧失了进步性。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存在的20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之一。这个帝国的出现和存在意味着战争，它梦想恢复拿破仑一世的霸业与疆界，所以不断地进行战争冒险。在如此反动的时代中，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自然主义的出现当然与此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到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到处都在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风气比过去任何王朝更为炽烈，更为露骨。如此恶浊堕落的社会现实，必然引起广大民众和生活在相对清贫状况中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不满，激起他们的揭露与批判意识。《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非常憎恨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法国，甚至认为法国当代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人类的愚蠢与庸俗的体现。由此可知，这个时代具有产生某种继承19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必然性。进人19世纪的最后30年，法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1870年，拿破伦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可耻的失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至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第二帝国的憎恨与愤怒在整个法国社会中一下子高涨，达到了极点，在政治上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在文学中，这种憎恨和愤怒的情感体现为对第二帝国时代彻底的、无情的暴露。事实上，左拉的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产生正出自于对第二帝国进行总清算的创作动机。第二帝国虽然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时期；法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科学精神的昌明与自然科学的进步及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要使从事精神文化、文学活动的人们在观念和方法仁受到新的启迪，出现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思想规范体系。首先，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这一时期对法国科学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强调感觉经验，反对形而上学。孔德把人们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现象、事实和相对的东西作为哲学和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这些对象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行学和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这些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事实和现象，找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规律——恒定的先后关系或相似关系，而不是研究现象后而的本质、宇宙的起因、自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因为这些所谓本质、本体、自在或绝对的东西，在他看来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是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无聊想象或繁琐论证的对象。实证主义者还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精神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建立了实证的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与生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担任各种不同职责的人和机构如同生物机体中各种具有不同机能的器官，而人的情感、本能、人性和理智等精神因素则是决定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的根本力量。在实证主义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形形色色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实验科学的精神与相应的方法大肆渗人文学领域。丹纳创造性地将实证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建立了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因素决定文学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把生物学、动物学以及生理遗传学的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这个时期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大师。实证主义哲学精神通过丹纳建立的文学理论中介，从不同的途径深人渗透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左拉就是在继承丹纳的实证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其次，达尔文学说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在英国发表。几年后，《物种起源》就被译成法文在法文出版，很快就在法国产生了广泛的巨大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阐述了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的理论，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在文学领域，同样还是丹纳最先接受了这种影响并加以运用，他的决定文学的“三条件说”体现了达尔文关于环境对自然的影响与选择的理论，其中的种族之说更是达尔文生物遗传学的一种演绎。达尔文学说通过丹纳的这些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达尔文学说促使文学家更重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和认识人，将人视为是自然人，把民族看成自然人的族类，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如何认识人和如何表现人的理论基础。此外，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还直接得助于法国生理学与实验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的论著《肝脏的糖合成机能》与《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出版，开辟了从生理机能与神经现象认识人的新领域，使文学家对人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角度，为他们的生理描写提供了理论依据。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就明显体现了这些医学理论的重要影响。综上所述，19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在法国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不外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没落所导致的以反感和不满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倾向于反政府的社会批评是所有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共同特点。虽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和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从根本上都是彻底的非顺应主义者。第二方面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丹纳的决定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使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观念与新方法迅速地渗入文学活动系统，最终形成一股文艺思潮。二、理论设计与创作实践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接受自然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同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发展到极端。不过，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丹纳的社会学派理论。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根源，他把文学与生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相类比，主张从生理和遗传的角度解释文艺现象。这些主张在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论著里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标榜科学、排斥情感和想象、强调客观精神、排斥提炼和概括，成为第一次得到明确阐述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旨，同时，也成了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特征。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自然科学的决定论为前提，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生理学、遗传学、临床病理学、解剖学原理去观察生活和刻画人物，不再需要想象与情感表现，正如左拉所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自然就是全部的需要、全部的观念，创作时无需想象的参与，只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于是，直觉、想象为观察、实验所取代，人物的个性被看作是生理学意义上或遗传学意义上的各种生物现象，人物的社会性则简单地等同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结果。因此，自然主义创作中人的偶然性和生理性大大突出，而社会性和理性则消失殆尽，小说家成了“人们和人们的感情的冷冰冰的检察官”。显然，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理论所塑造的形象必然是毫无内在艺术生命的行尸走肉而已。左拉说：“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物的接受和描写。”这种意识表现在实际创作中，就是满足于生活素材的搜集，把艺术创作等同于对生活事实的单纯的记录，在强调客观精确的同时，排斥艺术的提炼和概括，热衷于堆砌罗列生活的细节和照相式的冗长细节描写。而且，他们所描写的自然及其细节多是狰狞可怖的。为了突出遗传学的观点，他们偏爱描绘那些受着强烈自然本能支配的简单人物；为了说明由环境产生的压抑性感受对人们的支配作用，他们热衷于选择沉闷的题材，在诸如贫民窟、矿并、小酒店等环境中，力求纤毫毕备地记录那些消沉、委琐生活的细节。作家对生活的热情感受和认识、作为作家创造力标志的具有深刻概括性和艺术震撼力的艺术典型等等，在自然主义创作中全无踪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反对典型化，这是一目了然的。在理论设计上，自然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自然主义作家不能向政治家或哲学家看齐，而应该去做一个科学家，成为单纯的事实记录员；二是必然要求作家运用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来把握人物、观察社会，使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即作家通过从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到关于人的大量资料后，再把人物置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自然主义理论设计的局限性十分明显。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要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束缚，鼓吹“无思想性”，要求作家冷静、客观地记录生活现象，反对主观评价。从逻辑方面而论，所谓“无思想性”的中立、客观在文学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虚构，“中立”和“客观”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倾向。从自然主义的创作实践看，“表面上无倾向，实际上是有倾向性的”。即使是自然主义理论的设计者，例如左拉，也未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主张去创作，他的《萌芽》、《娜娜》、《猎物》等不少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正如韦勒克所指出：“左拉提出过一种写作小说的科学方法，并把小说家想象为收集人类文献的社会学家。客观性，就左拉这时心目中的意义来说，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企图这样的客观性，它只是导致粗劣的艺术，导致小说艺术同报道、文献之间的混淆。”自然主义的客观、中立要求，必然导致作家放弃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反对艺术加工和概括，不区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只是照相式复制随便观察到的、偶然的、琐碎的乃至庸俗的、丑恶的事件与细节。因而，大部分的自然主义作品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描写，缺乏远大的展望、积极的理想和社会意义。其次，自然主义理论强调文学向科学看齐，要从生物学、病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来研究人、描写人，显然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自然主义作家由于相信“遗传问题对人类的智力与情感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往往着重描写病态的社会现象、人物的变态心理和异常行为，并将这一切社会病态的产生归因于人的天性和遗传性。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如此创作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和表现是多么片面甚至是极大的歪曲，其结果恰恰违背了自己的“中立”与“客观”的初衷，更远离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由于社会观和艺术观的偏颇，自然主义理论设计不免具有先天的不可操作性，带来了极为突出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与创作的复杂性。自然主义理论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作家构思故事和刻画人物时，必然有违于自然主义的理论设计。这样，我们可以在共时的维度上看到两种自然主义：一种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自然主义理论，另一种是既接受这种理论指导又不自觉地违背这种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互矛盾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