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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庆安枪击事件12天的舆情发酵5月2日庆安火车站枪击案发生5月3日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慰问受伤民警5月6日副县长董国生被曝学历造假妻子吃空饷纪委介入5月9日新华网新媒体在《真相别总靠“倒逼”》文章中指出：认真负责的调查，及时主动的公开，是对突发事件最好的应对。掌握了更多传播主动权的公众，需要更多真相，而且真相不能总靠“倒逼”5月12日公安部责成调查；副县长董国生被停职；该县多名官员被举报12日，@中国日报微博发文称：庆安枪击案发生已逾一周，当地警方依然鸵鸟，拒不拿出监控录像。随着目击者及第三方证据陆续出现，还原的事实已朝着对警方不利的方向发展，如再不回应，只会更加被动。人人都有摄像机的时代，没有什么行为比试图掩盖真相更加愚蠢。5月14日公安部门公布枪击事件调查结果分析5月2日到14日，在这12天中，庆安枪击案”引发的“蝴蝶效应”在互联网引起不小的风波，从庆安县副县长慰问受伤民警到副县长被举报、停职调查，再到网上不下十次关于对当地官员举报的持续发酵，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引发了诸多的“新闻搭车”事件发生，“庆安”这个不大的县城一时间处于了舆论的漩涡地。围绕这起庆安事件，公众舆论场很不平静。有媒体把这种情况总结为《庆安枪击案舆情“拔萝卜带泥”次生灾害》。从庆安枪击案的舆情发展趋势来看，事件舆情之所以持续发酵，发生多次反弹，“次生灾害”的频现，其根本点在于事件真相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方式难免给公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觉，于是各种谣言蜚语在网上肆虐，谴责质疑之声风起云涌。“庆安枪击案”暴露出了几个问题：1、社会民意已经转战网络，运用网络的传播优势抒发民众的现实情绪。2、网络世界“黑白”难分，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严重被扭曲，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疏导。3、网络理政已经成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刻不容缓的政治课题，以“庆安枪击案”为例，事发之后未能及时的进行情况通报，未能及时的掌握网络民情，在事件被炒热之后再出面澄清，已经造成了被动局面。2这本是一次正当履行职务行为，却演变成一波三折的舆论事件，如果当地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及公众舆论时能够处理得当，或许就能避免这样无谓的“次生灾害”。事实上，突发事件演变为舆情危机，多数时候是由于真实信息传播出现真空引起。在我论文中的第五章，《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网络舆情处置能力提升的策略中》就提到，在网络舆情迅速发展时期政府应拓宽信息公开和交流渠道，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因为信息公开透明既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还可以杜绝谣言的传播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这说明，政府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时，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布权威信息。。其次，在的多元开放性网络舆情环境中，我觉得政府要充分重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把网络理政搭建成为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解决问题的“前沿阵地”，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改变过去网民“发招”政府“接招”的被动局面，主动“出招”、主动发声，把网络的问题回归到现实中解决，善于利用新兴媒介，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分析和梳理，提炼舆论关切点，从而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有针对性解答公众舆论的质疑，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疏导舆情危机，更好的控制网络舆情的发展。通过网络的倒逼，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共建社会与网络文明、和谐家园。网络理政与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过程。网络新闻来源于现实社会，网民情绪来源于现实情绪，因此，一个规范的网络世界、网民自律前提是现实社会和谐、法纪严明。民生小事如果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民意不能得到有效的回馈，日积月累之下的不满就成为网络偏激大军中的一份子;如果社会上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太多，官员以权谋私、以权压人的事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就会在网络世界产生“声讨大军”，甚至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成为煽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死者身份诉求的追问、副县长的廉政问题，这些看似与枪击事件无关的事，都指向更多的真相。仅靠有限的信息公开和警方人员讲述，显然无法平息公众的疑问，更无法缓解人们对开枪的疑惧。既然事发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场也有监控录像，不妨公开完整的视频，邀请更权威中立的部门参与调查，以此赢获公信力。认真负责的调查，及时主动的公开，是对突发事件最好的应对。掌握了更多传播主动权的公众，需要更多真相，而且真相不能总靠“倒逼”。无论如何，一条生命的谢幕，总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这次事件中，民警“一枪击毙”的做法也饱受争议。尽管民警开枪的行为虽然已经被认定为合法，根据相关要求，警察执法时要求是两人或以上，但在本案中有特殊情况，庆安是一个小站，警力配备不多，又遇到突发情况，若警察当时没有采取措施，那么法律会控告其不作为。但如果有更多警力配置，有更多非致命武器的选择，也许警方能用更小的代价来制止犯罪。剖析这个这次的枪击案例，我觉得应该能给警务管理和应急处置带来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