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简爱的现代女性意识内容摘要：作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之一的女性文学，其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女性意识萌动、承袭与勃发的艰辛过程，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以其强烈的经济独立和人格平等意识，崭新的爱情价值理念，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丰富了当时的主流时代精神，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简爱身上折射出的许多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形成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中最具风采的一部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关键词：简爱女性意识独立平等自尊自重引言：《简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在问世后的一百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而又缠绵动人的爱情传奇感动了无数读者，而女主人公简爱身上现代女性意识的自觉流露更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之所在。简爱尽管身世贫寒，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以自己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尊严，顽强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她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主张男女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新女性形象，宣告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证实了自我造就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简爱》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两性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是献给丰满人性觉醒的赞歌。女主人公简爱有着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许多行为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今天的女性如何更好立足于社会，活出自己的价值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自人类进入父权社会以来，“人类文明的整体构架是极不完善的，它只是一座按照男性的意志而构筑起来大厦——它的顶端永远飘扬着男性的旗帜，它的钟声永远为男性鸣响”。同时，“人类社会在进入了父权社会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丧失了女神时代（母权社会）的自豪和骄傲，一直深受男人的全面压抑，即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习俗上的压抑。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出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①]而简爱的诞生则宣告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以自己独特的性格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传统观念，宣扬了受压抑的妇女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应有的经济独立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平等意识、婚姻自主意识以及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和注重内在美的审美意识趋向等，这些意识不仅是19世纪英国女性先进意识的超前发端，同时也是今天的女性应具备的先进意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一、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简爱强烈的独立意识是小说世界的一个标尺。命运把她抛掷到了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正是父权的消亡使得简爱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话语权利成为可能。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兄的侮辱与毒打，以及势利的佣人们的为虎作伥，这些都从未使她屈服。相反，她以弱小的身躯做了令对手们胆战心惊的抗争，直至被逐出无她容身之地的盖茨赫德。简爱在洛伍德寄宿学校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得依赖个人的不断努力。尽管在学校里不断受辱，但她没有在屈辱中沉沦，而是内化为一种力量，奋发进取，不但学习上飞速进步，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她就像一颗顶风冒雪的小树，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也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更加成熟的简爱。简爱后来被授予教师职位，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得以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恩格斯说过：“任何社会中，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经济的独立，女性解放运动便无从谈起。追求女性解放首先追求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是人格，政治上的独立，还必须有思想上感情上的独立。”[②]的确，女性解放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有人格的独立，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意识，就没有被人尊重的人格独立。要改变受压制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抑如波伏娃认为，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使然。妇女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只有获得了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主体而非对象性的存在。[③]简爱从迈进桑菲尔德庄园起，她就把自己和庄园主罗切斯特之间划清了界线，她不断提醒自己，在她和罗切斯特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道鸿沟，当她爱上罗切斯特时，她更觉得心寒，“想到横在我和我不由自主爱上的人之间更宽的鸿沟——财富、地位、习俗，我心里感到非常凄凉。”[④]经济地位的悬殊，使简爱非常敏感，她一边深爱着罗切斯特，一边又常常忐忑不安。罗切斯特任何一种用财物表示爱意的方式，都使她产生烦恼，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敏锐地感觉到罗切斯特的笑容“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候，赐给那些用金银和珠宝抬高身价的奴隶的微笑。”简爱被深深地伤害了，在爱情和自尊之间，她“只想求得内心的平静，一颗不被过多的恩惠压碎的心。”[⑤]她内心一直希望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财产，“假如我有那么一点独立的可能，也的确是一种安慰。”[⑥]当罗切斯特要求她放弃家庭教师的工作时，她执意不从，“我将继续当阿黛尔的家庭教师，这样我就能挣得自己的食宿费，还有一年三十磅的薪金。”当罗切斯特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立刻回答说：“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⑦]至此，简爱的形象定格了，升华了，在她身上自我独立的色彩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为浓烈，这也是她形象中最为闪光的一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格上，远远没有获得平等的可能。既无资产，又无门第，甚至连容貌也很平常的简爱，在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后，明确意识到，经济的独立是她人格独立的支柱，只有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她才觉得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才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在简爱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时时刻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正因为如此，当简爱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毅然离开了他，宁愿孤苦飘零，也决不放弃自尊自立。在简爱的爱情观中，已抛开了世俗的因素，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他人的附庸，始终保持一个独立完整的自我。在那样一个男性主宰的时代，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男性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女性没有人格尊严，更谈不上平等和独立。简爱的选择正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的颠覆。简爱的出走并不是过分看重所谓的名分，而是看重爱情，她是在向命运抗争，她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罗彻斯特自私的爱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简爱的人格独立时，她宁愿痛苦地放弃。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都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不管哪种程式，都给与女人以弱小的、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男性成为话语的主体，女性形象则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而简爱开始自觉脱离这种非主体的存在方式，她用放弃一段屈辱的婚姻换回了自我，得到了做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使她实现了人格和心灵的独立。在离开了桑菲尔德和她所深爱的男人后，简爱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她承担了圣约翰为他介绍的艰苦工作——为穷人服务，做一名乡村教师。同时，这份工作也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圣约翰在与简爱的交往中，发现了简爱的性格中闪出的不平凡光彩：她直爽、单纯、富有激情，特别是她的能吃苦耐劳和有毅力这一点，圣约翰认为是适合作一个传教士的妻子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向她求婚。但他对简爱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且简爱认为“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会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琐之中……”“做他的妻子”，“永远受到束缚”，“这简直难以忍受。”[⑧]所以简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她觉得自己高于一切。实质上，“圣约翰对简爱的求婚，是在宗教的名义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招安，本质上仍然是把女性当作工具，当作附庸，当然被简爱所拒绝。”[⑨]可以说，简爱对圣约翰的拒绝是女性对宗教的反抗，也是对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的反抗，更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反抗，充分体现了简爱的女性主义意识。简爱在经济上独立的要求，并没有使她把获取金钱作为唯一的目标，当她意外获得大笔遗产，一夜暴富后，她又把大部分的财产转赠给了她的表兄妹。在她心中，亲情的价值远远胜于金钱，所以最后，当她的经济地位和罗彻斯特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后，她满怀深情重新走进了桑菲尔德庄园，她感到有力量有勇气地投入罗彻斯特的怀抱了。这种力量和勇气不仅来自于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来自于她一直苦苦追寻的“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的实现，同时还来自于她缜密的思考和高尚的人格，简爱由此彻底解构了“依赖”、“自我牺牲”等天生的“女性特质”，解构了陈旧的男女两性关系，加速了妇女对父权制的反叛。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宣布：“读者啊，我嫁给了他”，而不是“他娶了我”，凸现了简爱掌握自我话语权力的独立意识。[⑩]二、人格和精神上的自尊自重意识在简爱身上，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一种坦荡荡亮晶晶的清纯、高洁之美。无论在险恶的困境里还是在优越的顺境里，简爱都很重视个人尊严的维护。如果个人尊严受到了威胁，她就要挺身反抗；如果个人尊严没有受到威胁，她仍然不断地给自己敲警钟，防止尊严的失却。在盖茨赫德，她狠狠地反击了无端毒打她的表兄约翰·里德后，使女和保姆纷纷指责她不该和“主人”对打，她立即反驳道：“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佣人吗？”[11]尽管寄人篱下，她也不愿低三下四地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她怒斥里德太太的那番话也表现了这一点：“你以为我没有感情，不需要一点爱、一点友善就可以活下去？那样活不下去，可你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12]从此，她的反抗精神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并懂得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在那样的环境中，她明白：活着，首先是要争取做人的权利，至少要得到人们的平等相待。到了洛伍德学校后，她竭力与人为善，在与好友海伦·彭斯谈话时，简爱曾讲到了她的为人原则，“别人善待你，你也善待别人，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学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清规戒律极其森严，简爱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但如此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她沉沦，她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反抗那个专门摧残女孩的冷酷虚伪的校长。她的好友海伦是个善良、聪明的学生，却总是受到心存偏见的老师的责难和体罚，简爱对此满腔悲愤。她对海伦说：“要是换了我，我会讨厌她，反抗她。假如她用那根鞭子打我，我将把它夺过来，并且当面折断它。”“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打，我们就应该狠狠地反击，我坚信我们应该反击，狠狠地反击，以教训教训乱打我们的人，让他永远不敢再打。”[13]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男权统治下的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又与当时妇女反抗压迫和社会偏见，争取个性解放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女权运动密切相关。简爱由此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生发根基，开始一步步建构自我选择的生活。简爱使得女性本相和生命熠熠生辉，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得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放开喉咙，发出了专属于女性的独特声音。当简爱进入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后，与罗彻斯特的第一次对话就体现了她的反叛性与自省精神。当罗切斯特神情傲慢地问：“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没有胆怯害怕，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不卑不亢地回答说：“不！先生。”[14]这不是一般男人和女人的对话，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简爱朴实和坦率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这是她所能体会到的第一次真正平等、真诚的对话和交流。正是由于简爱合乎礼仪地沉着应对，从而很快就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令罗切斯特刮目相看。男权文化总是习惯于以男性为中心,站在男性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女性,而简爱却超越了这一传统,她能够以“我”的标准来打量整个世界,比如她认为梅森先生是一个“模样儿俊俏的男人”,但他皮肤光滑的鹅蛋脸没有力量,那鹰沟鼻和樱桃小嘴没有坚毅,那低而平的额头没有思想,这种评判体现了对男权的颠覆和批判,也表明了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她没有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