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2月CultureAndHistoryVision（Theory）Feb.2013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寿佳琦［摘要］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关键词］经学；今文经学；汉代；今古文之争中图分类号：K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53（2013）02-0035-04所谓“经”，历代诸家都做过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东汉班固的“常道说”。他将“经”解释为“常”“、常道”，即永恒不变之道。他将“经”视为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是班固对经学义理的发挥。他在《白虎通义》的卷四记载有“：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第二种是“通名说”，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论》言“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这里将“经”解释为一切编纂书籍的通称，这是从“经”文字本义角度的说明。第三种是“专名说”，其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龚自珍和皮锡瑞。这一学说把“经”作为被孔子所删订过的书籍的专名，而其它的非经孔子所删订过的书都不能称为经。最后一种是“文言说”，阮元和刘师培为代表人物，他们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种广义骈体文的文言文称之为“经”。笔者则采用郑州大学杨天宇先生关于经的解释：“经是自西汉以后经过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所认可的，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和培养士人的教科书的儒家典籍。”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的数量是不断增多的。大体来说，官方承认的经书在西汉时期有“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乐》已佚）。东汉时是“七经”，即在西汉“五经”的基础上再加上《孝经》和《论语》。唐时又发展为“九经”（《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和“十二经”（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论语》、《尔雅》、《孝经》）。宋代时增至“十三经”（“十二经”增加《孟子》）。到了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编《经解》，遂集其大成。此外还有“十四经”和“二十一经”的说法。但通常还是以“十三经”为限。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历代著名的学者大儒都博通经典。他们从经书中学习知识，并且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著书立说，对经书做出解释，阐述自己的思想，进而利用经书中的事例、观点来为自已思想服务，从而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这就构成了“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之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达二千年之久。其内容包罗万象，其发展演变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又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思想斗争的表现形式。一、今文经学的初起阶段（汉初至景帝末）“儒学”在春秋末年，虽与墨家同为“显学”，但其地位并不特别崇高。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仅是其中的一家。秦代重法，儒家学派更是时常遭到打压。西汉初年，流行“黄老刑名之学”（这种学说融合了道家和法家学说）。虽然文帝时置有鲁诗和韩诗，这两家《诗》博士。景帝时置有《春秋公羊》博士和齐诗博士，但也仅备顾问而已，地位并不彰显，也没有力量来排斥其它的学派。西汉初年不只立儒家博士，而是各家学说都有博士，因此汉初的博士又称“百家博士”。由于博士们用来传［作者简介］寿佳琦，男，河南开封人，海南省博物馆助理馆员（海南海口，570203）。35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授弟子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所以被称为“今文经学”以与后来的“古文经学”相区别。西汉经学的历史主要就是“今文经学”发展的历史。二、今文经学极盛阶段（自武帝初至成帝末）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的地位开始有所转变，逐渐昌盛起来，确立了“五经博士”秩比“六百石”。还设“博士弟子”五十员。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把西汉中期是称为“经学昌明时代。”这一时期经学昌盛的原因是由于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汉初六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大为巩固，经济也发展起来。为了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局面，汉武帝开始谋求思想、文化的统一。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改进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已经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开始大谈“阴阳五行，谶纬迷信，君权神授”。逐渐完成了从先秦时期原始儒字到适应封建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的改造。而这些正好迎合了汉代统治者的需要。在这当中，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先生认为：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名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过董仲舒的巨大加工，向来被看做是“不达时宜，好饰古非今”的旧儒学变为以“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新儒学了。因此武帝不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①，更是批准了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的建议。②在经学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私家藏书，施行愚民政策。西汉初，到惠帝时才下达除秦的“挟书令”，但是至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③。自武帝开始，历代更是广泛搜集、整理图书资料，成帝时，还专派陈农收集天下图书，又派刘向、任宏、尹成等负责校书。这些都为经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主要表现在从武帝以后，汉廷正式把经学立为官学，立五经博士，从各郡国选拔人才为博士置弟子员。汉武帝时博士弟子仅为50人，博士弟子“复其身”，不用负担徭役租税。昭帝时弟子增至百人，宣帝时达到200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达3000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博士弟子达万余人。人数最多的时候是东汉末年，达到了3万余人。在学校教育方面，不仅在中央设立有太学，各郡国也设立有学校，设有经师以教学。在西汉末年，更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汉武帝以后经学逐渐成为了获取利禄的途径。西汉时曾流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说法。④夏侯胜也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茍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⑤元帝后，通过经学踏入仕途的人也大大增多。利禄成为刺激儒士钻研经学，推动经学发展的动力。在汉朝统治的政治生活中，引经据典已成为风气。不论是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议，政府的公文以及言谈议论“莫不援引经文，以为据依。”（皮锡瑞《经学历史》）号为“以经术饰吏事。”⑥统治者也大力鼓吹“通经致用”，就是用经学理论、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有“以《禹贡》治河，以《洪范》案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这一时期经学本身也在发展。这种发展有两个趋势。繁琐化和讖纬化。首先是繁琐化。在西汉宣帝时，基本上确立和形成了十四博士之学。但各家形成的时间不一。只有京氏易到元帝时才确立。由于经师和师说的增多，相互迥异，造成经学的说法繁多，不利于中央的思想统治。于是宣帝在甘露三年（BC51年）在石渠阁召聚诸儒，讲述五经异同。宣帝亲自称制临决，并将结果制成《石渠阁奏议》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包括书家42篇，礼家38篇，论语家18篇，五经杂议18篇（放入《孝经》中）。但都已经失传了。其次是谶纬化。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家的学说来解释《公羊春秋》，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立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从此经学便走上了阴阳五行化、神学化的道路。哪家的经师能把自己的学说阴阳五行化、神学化并以此来为神化汉皇权服务。他的学说便能得到汉统治者的支持立为学官。后来经学的发展更是越来越荒谬怪诞。三、今古文对立表面化及谶纬兴起并极盛阶段（自哀帝初至东汉明帝末）汉成帝河平二年（BC26年），成帝命刘向校理藏书（秘书），其子刘歆协助校书。刘向校书20余年后，哀帝命刘歆继续完成父业。刘向父子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用古文字撰写的经传。如《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因为这些经传都是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写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今古文经虽因文字不同而得名，其实文字方面的区别是次要的。就文字而言，只不过是改写为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时间先后的区别，没有其它的不同。而今文原始的底本也依然是古36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2月CultureAndHistoryVision（Theory）Feb.2013文。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随着经师源流的不同。治经的方法和对经书的解释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统和宗派。今文学家重“微言大义”，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解决，甚至不惜歪曲经意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以至于走上阴阳五行化、神学化的道路。其特点可用“合时”来概括。古文经学派重“名物训诂”即按字意解释经文。力求弄清经文的本意，“训诂”较简明，不空臆说，迷信成份较少，其特点可用“合古”来概括。在古文经发现之前，关于经学主要的斗争是为了争立学官。在西汉哀帝以前，立学官的“五经”都是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所以今古文名称还未确立。大胆系统地提出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要求立学官与十四博士抗衡的是刘歆，但他的议遭到今文博士的抵制。从此才有今、古文之争。从史书记载来看，比较重要的斗争有4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它的三次都发生在东汉。刘歆与太常博士争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学官，提出为古文经学立博士的理由主要是：1.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2.古文经可补今文之缺。3.古文经比今文可信。但当时诸博士不肯置对，以沉默回应。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因言辞过切，招来诸博士的怨恨和当时执政大臣的愤怒，以“非毁先帝所立”的罪名被下放地方为官。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斗争就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派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可见，西汉时代是今文经学产生、发展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产生于西汉初年今文经，在汉武帝以后发展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宣帝时发展形成了十四博士之学，达到鼎盛时期；西汉末年虽因古文经的发现，古文学派争立学官，但遭到当时今文博士的反对而未立。所以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期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到王莽时采取今古文经并重的政策，扶植古文经，笼络大批古文学士。古文经也立了学官。但随着五莽政权的覆灭，古文经博士也被废黜了。西汉始终是今文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对抗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东汉统治者更加重视经学。官学的规模扩大，私学亦盛。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刘秀在建国之初就大兴太学，建武五年（29年）刘秀于洛阳城开阳门外8里的地方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明帝时，皇帝更是亲自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当时观听者盖亿万计”。⑦另外还为外戚子弟另设校舍，讲授经学；同时规定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从此太学的规模更加庞大，多至3万余人。私学之盛表现在一位名师常有数百，上千至上万的学生。其次东汉经学之盛还表现在撰述之盛。西汉时经师多口口相授，少有撰述。到了东汉撰述很快盛行。周房撰《尚书杂记》32篇，40万字。景鸾撰《易说》、《诗解》、《礼略》、《月令章句》共50余万言。最后表现在经学更加谶纬化，笼罩着日益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谶纬之书大约起源于秦，而大兴于西汉哀平之际，在两汉之际儒生和方士的混合成为一种风气。纬书主要是围绕神学迷信的角度对经书进行解释，它的最解释经书是总是附会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因此它的书名大多也比较奇怪。比如《璇玑铃》、《稽览图》、《推度灾》、《含文嘉》等。而“谶”在《四库全书》中的定义为“：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由于从帝王到平民都非常重谶纬，因此这一时期经学就更加谶纬化、迷信化。谶纬就是今文经学发展的结果，就连古文经学家也由一开始的反对，演变为纷纷将自己的经学谶纬化，以取悦于最高统治者。以求得自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