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作者简介：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逝世。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是钱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他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括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出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指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但中国的几千年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专制”则是钱穆先生所反对的了。钱先生论得论失，主要是肯定其得——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人事上的建树。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有其自身的价值立场和运行机制，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可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我们的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报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钱穆说不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我们的历史，而应注重人事与制度，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反驳历史意见，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长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所以，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无弊，不会历久不变，但如果适合国情，与时俱进，借鉴吸纳，就会推动一国日新月异，繁荣昌盛：任何政治，不可能一枝独秀，不可能因循守旧，它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直接挂钩，与经济文化等密切联系，才会助力一国全面发展，欣欣向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内容颇多，作者先介绍了五个朝代的的政治经济等情况，随后又分别检讨了历代得与失，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点，现在我摘要几个方面进行浅谈：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及其关系。记得有学者对夏朝到清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总结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利益分配，它们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当，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若关系失衡，则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它们关系的核心在于财权和事权，集权与分权的度要适当。这当然一语道破了其实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安排主要内容是权限划分。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这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地方体制、政府层次、历史传统相联系。钱先生认为汉以后，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便分为三级。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处于官僚体系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是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另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密控制，比如书中所说北宋开始后，中央解除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到地方做知州，管理政事；派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从而把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到中央，这些都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一定作用。再如书中所说的明朝的地方机构，实际上是一种地方三权分立制度。明太祖首先把元朝实行的行省机构废除，在各地同时设立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和都指挥司，分掌地方的行政、司法、军政。三司互不统辖，分别直接隶属中央的相关部门，这种做法不仅职权明确、上下贯通，而且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出现了一个强化的趋势。当然中央控制主要有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和财政控制三种手段。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中央大，地方小，中央政府绝对性地统治者地方，除非地方政府做大，要不然它们同生共存是可以预见的。二是人事与制度的关系。预闻政治，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心中满怀对历史的尊重，便有了足以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食粮。钱先生认为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必须适合国情，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的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的有弊而无利，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一旦制度僵化，缺乏弹性，随之就有弊丛生。这些就特别强调了人事与制度的关系。钱穆先生指出，“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所以就制度与人事而言，也该先定一范围。比如：在政府组织方面，中央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到唐代的三省六部一台再到明朝的皇帝独裁，后至清代的部族政权，中央政府逐步集权，地方行政区划由汉代的郡县到后来的行省，无重大变化，当然统治者要依靠铨选和管理制度来治国理政；在选举考试方面，自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科举制度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了一条道路，让社会可以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运用政治，这就涉及了人事与制度；在经济赋税方面，汉代轻田赋，那时的盐铁政策恐怕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垄断经济制度了，唐代有租庸调制和两税制，明时有一条鞭法，而宋、清则多承唐、明制，财权与事权的良好运用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在兵役制度方面，主要有汉代的国民兵役、唐代全兵皆农的府兵制，然后是宋时的募兵制、明代的卫所制度、清代的八旗兵役，这些兵将为人力资源，理所应当要合理配置。以上是对所读书目中的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发展及演变来看，都如一张张白净的纸，在英明的君主的励精图治下总能创造出一幅幅辉煌画卷，那时的人事制度颇为完善，而在历朝之后期，多由因循守旧、骄奢淫逸、奸人干政、内忧外患等等陷入了无可自拔的困境当中直至衰亡，这个时区大概相隔500年，中国的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发生巨变，说明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适宜当时的社会，皇帝并没有极端独裁，人民能维持温饱生活，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兵役制也能保持国家的大体安定，因而社会不会出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变。原因还在于这套体制是有包容性，弹性和一定程度的修正性。所以，从目前来看，在人事制度中，以史为镜，借鉴融合，民族团结，科学发展，依法治国等就尤为重要了！三是用独特的历史观来检讨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为历史正名。比如钱穆在书中说：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让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制度，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这不好说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帖。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其中央政府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作者通过举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给我们说明每一个朝代的得与失。当然，这些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绝不可照搬，这是钱先生的一贯主张，我们必须正视。另外，作者敢于为历史正名，他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的郡县之制，根本不足以谈“封建”。中国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会为基础，并无特殊的贵族阶级；中国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实为经济契约关系，根本没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实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自秦以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这对于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国社会视为长期停滞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反驳。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选择从“文化中国”的概念出发，来阐释中国特有的国家发展路径。所以我特别敬佩作者，首先，他用自己的中国情怀表达出对历史的尊重。其次，用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表达观点。最后，用温情和敬意为历史正名。四是历史与政治，政治与制度，制度与人事，其中都涉及利益与博弈，其中权力又起着很大的作用。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如果没有很好地制衡，国家的崩溃是必然。钱先生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了一个皇帝，未必是好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所以我觉得国家稳固应该要靠政权，职官，考试，食货，经济，国防与兵役，学校制度教育等等。就权力而言，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朝以后，皇权逐渐侵夺相权，直至废相；封建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逐步削弱......就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用权力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权力便滥用，人才愈束缚，便产生了博弈，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即事实化的。意识形态不同，则体制有异。但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和辉煌必然与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新型国家体制和机制——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必然具有一个或多个并存的强大活力的权力体系作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础。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抑或是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之间，都渴望获得权力，也畏惧高于自己的权力，所以一切历史尽在博弈中。传统政治与制度，让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与遵守”的感觉，中国历代的得与失，使人怀揣一种探究与正视的心理。回顾中国历史的演变，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独尊，相权逐渐变弱直至消失，制度、法术、私心，历代政治的得失似乎尽在其中。但是，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我们在看待历史变迁时，应该采用一种历史意见的态度，即通过了解该项制度的时代背景来理解该制度的废立的意义，而不是片面地用今人的价值观或态度来评价古代的制度和人事。此外，我们要更多地借此以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使人们对国家以往之传统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以期借鉴吸收，学以致用。由此亦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