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骆驼祥子》中二强子人物形象叙事的不可替代性

老舍《骆驼祥子》中二强子人物形象叙事的不可替代性[摘要]老舍《骆驼祥子》的研究历来以祥子为核心，对在祥子人生奋斗历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如虎妞、小福子也有一些精辟的评论，但是对二强子这个人物却很少论及。其实二强子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叙事功能，他不仅是生活在都市社会底层的平民代表，更是祥子个人主义奋斗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镜像。通过对二强子及其家庭悲剧的解读，可以看出二强子这一人物在祥子形象的塑形、性格变异与堕落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词]《骆驼祥子》；二强子；悲剧；根源；祥子；镜像[中图分类号]I2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5）03-0073-06老舍《骆驼祥子》（以下简称《祥子》）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都市社会中生活在社会底层贫民的悲惨生活，通过二强子车夫形象的塑造，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黑暗与罪恶。二强子经历了希望―受挫―挣扎―绝望的悲剧人生历程，他是旧中国北平众多人力车夫的典型代表，也是祥子个人奋斗失败的一个镜像，在《祥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一、二强子是社会底层贫民悲剧的代表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说：“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1]《祥子》以中国大都市北平社会底层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杂院为叙事核心，充分展示了社会底层市井细民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景观，由此构成了《祥子》叙述的本体，作家在这种日常生活景观的叙述中思考着他们的人生意义，探寻着他们不幸遭遇的社会根源。大杂院是都市社会底层人们赖以“维持自我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活动范畴，总是在个人的现实环境中发生”[2]。《祥子》中二强子一家人居住的大杂院里住着拉车的、做小买卖的、干巡警和当仆人的等七八户人家，多数人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住一间房子。冬天，冷风从墙缝中带走了他们唯一的一点热气。老人们躺在冰凉的炕上，泪水成了他们的充饥物；怀着身孕的女人们身上挂着些破布，吃着窝窝头、白薯粥，服侍着老人、孩子和丈夫。“她们混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3]162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没有裤子穿，腰际上围着块破布在屋里帮着母亲干活。春天，粥厂停锅，放赈的停米，行善的停钱，物价飞涨，大杂院的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贫穷和饥饿。二强子是这个大杂院里的车夫，全家三男两女住在一间濒临倒塌的小屋里。一场春雨使大杂院里有的房子被冲倒，有的进水。二强子家“屋子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象个喷壶……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3]194-195。尽管这里的居住环境严重威胁着他（她）们的生存，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里的房租最便宜，对于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来说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他们对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无奈而又屈从着。从这种日趋恶化的底层社会生活环境、日常生活的苦难叙述中，透视出底层人们生存之艰难、心灵之痛苦。大杂院里的生态景观反映的不仅是底层日常生活的艰难和环境的恶劣，更承载着底层社会人们内心深处对苦难的记忆。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社会文化因素是决定人们的心理素质/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杂院是《祥子》中底层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在此“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4]207，对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来说，政治条律、道德伦理在这里几乎不存在，或完全失禁。他（她）们的“情感与欲望，常常不是因为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而是从直接的生活表层，也即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存状态的趋向所引发的”[5]。人的日常经验、物质诉求、活着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也是他们之所以活下去的理由，这是北平底层社会人们文化与心理的一种具体体现。二强子把19岁的女儿小福子卖给了一个军官，“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3]176。首先，这笔钱对二强子来说的确是一个振兴家道的机会，然而他未能把握住这个机遇。他先是在大杂院里“颇阔气了一阵”。二强子是典型的都市底层的市井小民，久经市井文化的熏陶，这是他具有一般市民的那种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更关注眼前的生存现实、及时享受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流露。其次，二强子人性中卑劣的质素逐渐显露，滋生了酗酒打人的恶习，“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3]177。因为卖了女儿心里愧疚，于是妻子与二强子想卖而没人要的两个未成年的男孩儿就成为他发泄卖掉女儿痛苦的对象，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弱者更容易被践踏。“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四十岁这个年龄段的车夫从家庭负担、身体条件方面看，已经是绝对地走下坡路了，拉车这个独特的行业与从事这个劳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强壮的身体。二强子的这个选择应该说是非常明智的。二强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做起了生意，结果不但没赚钱反倒赔了很多。因为拉车的行业规矩较之其他行业简单，“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二强子是个准车夫，他不懂得如何经营生意，如何与买主讨价还价，如何对付无法讨回来的熟人们的欠账与赊的东西。“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二强子这种企图重塑自我的志向被车夫行的文化规范彻底阉割，最终放弃做生意又回到了车夫行。二强子无法排解这种内外交困和残酷、恶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挤压，由此导致了精神上的病变，他唯一的方式是采用变态消极的方式反抗和发泄。二强子在外面与巡警吵了架回家拿老婆与孩子出气；做生意赔本、酗酒后二强嫂和孩子成了他发泄怨气/报复社会的替代品。两个孩子因躲他竟“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二强子以“好好的发送她”的承诺与“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3]177-178的代价证明了他男性家长的威权！这类男性家长打死附属品妻妾的事件，在老舍笔下非常普遍。《柳家大院》中的小媳妇，因为是男家用二百块钱买来的，经常受到公公老王和丈夫小王、小姑子的毒打与折磨，直至生命陨灭。社会的进步、传统与现代的文明似乎光顾不到这里，也无法关照这些市井细民的生命，它说明妇女处在都市社会底层的底层。“老舍用意颇深地来谛视市井的世态人情，透过这些描写，使人体味出深潜其间的精神痼疾与文化、人生的大缺憾。他笔下的市井生活有着相当的广度和建筑在这广度之上的文化批判的力度。”[2]二强子的行为说明不是某人脾气的好坏，而是在自我膨胀中睥睨他人、无视他人生命、怨恨一切事和人而又封闭和放逐自我、缺乏承担精神的低下人格以及人性恶而又残缺的显现。在中国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中，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儿子、妻（妾）绝对服从一家之主的父或夫。女人和孩子，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是生活中最弱的弱者，因为血缘和一家之主的缘故，父亲或丈夫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他在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从事何种活动、德行优劣，这是国人尤其是男人们千年固守的一种传统。二强子家里的两个女人，一个被他卖了，一个被他打死。这说明二强子完全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身份，失去了一个父亲、丈夫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在经济困境中他可以喝酒，可以犯脾气，在混沌的精神状态中自我戕害/放逐，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交给了饥饿：他们“给办红白喜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3]181-182充饥。老舍笔下“市民的苦乐安危、生死温饱等问题，是老舍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出发点和归宿”[6]。但在《祥子》中作家也塑造了另一类在厄运面前有责任、有担当的车夫形象，如无名车夫老马没有因为生活的艰难、儿子和小孙子的死亡、经济的贫穷而放弃了对生命的担当。相反，老马珍爱生命、艰难求生的形象与二强子生命力的萎缩形成了强烈的比照，作家的是非、美丑、善恶评判标准显然突破了经济与人性的关系维度。“老舍并不认为经济压迫是人格堕落的合理理由。”[7]死了妻儿和孙子的老车夫咬着牙、有人格地活着，而二强子何以做不到呢？《祥子》中，叙述者为二强子之类的窝囊废们的这种恶性/恶行设置了一个具有遗传性和普存性的男性霸语：“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3]177酒在男性社会生活里，成了他们或掩饰自身不足与种种无能、或遮蔽斑斑劣迹和恶行、或堕落后逃避社会道德谴责甚至推脱法律制裁的借口和遮羞布，实际上罪过不在酒而在借酒撒疯/戕害他人的人。二强子这种病态的发泄伤害的不仅仅是他人，相反受到极大侮辱与损害的恰恰是施暴者自己。发泄不但没有减轻自己内心卖掉女儿的痛苦，反而使他虐杀了妻子，放逐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二强子的生活世界里没有出现像孙排长、孙侦探、刘四之流或其他社会恶势力的敲诈与盘剥，他何以丧失了一家之主和承担生命的责任感？显然，这与二强子的人性恶和以自我为中心、恣意妄为、漠视他人生命、缺乏自主人格自主意识，以及不汲取他人谋生经验、不踏实而好虚荣等精神缺陷有关。二、二强子人性异变的精神根源《祥子》是对人生庸常经验和世俗诉求的表现，它消解和颠覆了人性的普遍价值以及生存的精神意义。二强子生存的大杂院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4]207的处于野蛮与文明混沌状态的底层社会。老舍把底层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以日常世俗的生活状况来刻画底层，体现底层人们在生活重压下精神状态与心理态势的变化。二强子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把女儿卖了，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人”，即男人――临时性的男女关系，所以军官不认他这个老丈人。因为军官用钱买一个既能洗衣做饭的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3]180-181的“活物”。军官出钱，二强子出人。钱人交换，军官因情欲发泄对象的暂时缺失与金钱而得到了专职而又临时性满足情欲的性伙伴与仆人，二强子因经济与维持生存物资的极度匮乏而出卖女儿的人身权益得到了暂时赖以生存的金钱，在买与卖的关系中男性家长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这种生存与死亡的双重压力、生活与生命的艰辛“反映着生存条件的匮乏和人对于物质限制的屈从”[8]。小福子是随着军队开拔而被军官抛弃的众多妇女中的一个，二强子对此只有沉默。因为他清楚把女儿卖给军官意味着什么，所以小福子被抛弃回家，他显得很平静，当然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与无奈。这就是底层！这就是底层人的生活！二强子的失语正是他这一类人由人堕入“兽”的人生历程的呈现。他知道女儿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肚子饿，吃饭是穷人的真理！二强子关注的是当下――生存的现实。卑微的社会地位、无奈的人生现实变异了他的人性。二强子借酒暗示女儿：“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这实则意味着二强子把自己的欲望（金钱）与外在的社会秩序――车夫卖力、车夫的女人和女儿（们）卖肉结合了起来。二强子拉车、成家、生儿育女、卖女儿、买车拉车、卖车做生意，经过挣扎又回归到了车夫的行业，他陷入了生活和人生的最低谷，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只有选择麻木和自戕，只有从自己亲人身上寻找自戕的突破口。二强子用四个理由逼女儿卖身：一是酒，让身为人父的人格与尊严躲藏到“酒神”遮蔽着的“无奈地”，然后堂而皇之地道出第二个理由：小福子要真心疼爱两个弟弟，“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第三，以男性家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要求女儿养活自己：“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第四，“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3]183――你年轻、漂亮，既然军官能看上你，那么一般的男人就更不用说了。二强子的这番话有更深层、更毒辣的中国式男人们的普存心态：你已经不是女儿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