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综述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综述模块一：研究概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外左翼学者开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为此，他们组织了不下几十次的国际大型学术会议，著名的有：“国际马克思大会”。1995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全世界有500多名代表参加，加上各界人士的参加，总人数达1000余人。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世界报》惊呼：“马克思又卷土重来了、”“96马克思主义大会”。1996年7月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杂志等单位组织召开，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会，与会者达6000余人，大会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讨论会。1998年5月由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等单位主办，总人数达1500多名，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汇聚一堂，共同讨论有关《共产党宣言》和内容十分广泛的问题。场面十分热烈。“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建立公民世界”国际讨论会。2000年11月由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等数家单位发起，与会者也有1000多人，大会讨论了构建公民世界的可能性和初步规划，讨论了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等问题。“世界社会论坛”。这是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国左翼政党和组织举行的国际性理论讨论会，最初称“圣保罗论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圣保罗论坛”发展成为拉美甚至世界性的左派重要聚会。2001年，“圣保罗论坛”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与会者一致赞同将论坛的性质确定为“左派、反帝、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并决定更名为“世界社会论坛”。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1000多个组织的5000多名代表参加。与会者骄傲地将论坛称为“百姓论坛”、“穷人的联合国”，他们响亮地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至2003年，“世界社会论坛”已经举行3届会议，基本成员组织达74个。像“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一样，其他一些左翼会议也已成为常规性会议，例如，纽约的社会主义者讨论会每年定期在纽约举行，已成为影响很大的国际会议；法国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些讨论会具有重要影响力，一是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加深了对当今世界现实、新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的认识；二是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三是借助大会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四是显示了世界左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合作；五是由于我国学者的参加，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加深了国际人士对我国的认识和理解。苏东剧变后，国外尤其是西方和原苏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如下的一些新情况及新特点：其一，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大大削弱了，而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并未受太大影响。苏东剧变以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内的研究，特别是由各国共产党所支持的研究。苏东剧变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许多学者脱离了党组织或政治团体，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大学或研究所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和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不再以政治家或党的理论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生活，而是以学者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变革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研究的焦点。其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在扩展，问题的研究在深化。二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研究逐步摆脱以往的学究气，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西方社会变革前景的研究。苏东剧变后，这种趋向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特别是加强对西方大众所共同关注的生态及社会问题的研究，出现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的趋向，重视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其它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三，出现跨学科、整体研究的趋向。现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整体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目前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研究中较有影响和潜力的流派主要有以下几个：1、分析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发展潜力较大的思潮之一，该派学者共同的思想倾向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涉及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验理论以及正义、异化、剥削一类的规范理论问题。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亨(G.A.Cohen)是该派公认的创立者之一。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约翰·罗默(JohnE.Roemer)、威廉·肖(Shaw，Wil-liam)和J.埃尔斯特(Elster，Jon)。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该派试图把文本理解方法、解释技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从解释学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加拿大的罗伯特·韦尔(RobertWare)和凯·尼尔森(KaiNielsen)，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mondWil-H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3、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流派在70年代由北美形成后影响迅速扩大，80年代以后在德国和西欧出现了类似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现在已风靡欧洲。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也提出“红绿联盟”的纲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从最初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拒斥，转向谋求联盟，绿党中的左派基本上由那些脱离各种共产主义团体后进入绿党的人所组成，“从红到绿”反映了欧洲部分人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一种以人为尺度，以人为中心的新价值观，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并在关于民族国家、裁军、妇女、南北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等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日趋严重，新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展示了全球化图景，使人类不得不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个流派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高兹，加拿大的本·阿格尔(BenAgger)和美国的威廉·莱易斯(WilliamLeiss)，日本的尾关周二、人江重吉和岛崎隆等。4、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形成于60，70年代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的英、美、法等国。80年代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分支如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学派、美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以及各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展开，市场社会主义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苏东剧变后欧洲左翼理论家更热衷于这种理论的研究。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焦点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的话，那么，它现在则致力于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同时达成公平与效率。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约翰·罗默(JohnE.Roemer)和戴维·施韦卡特(DavidSchweickart)，英国的大卫·米勒(DavidMiller)、索尔·埃斯特林(SaulEstrin)和尤里安·勒·格兰德(JulianLeGrand)。5、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的理论学派。它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孤立地分析，而必须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发明人是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沃勒斯坦激烈批判和抨击资本主义体系，并力图构想一个社会主义新体系来取而代之。6、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按照奥尔曼的说法，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昂和米切尔·富科)与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相反，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可疑和模糊，该学派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权力结构并揭示这种权力关系，它在文学作品、女权运动、社会学、文学等领域有一定影响。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又称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教授，它是在巴黎第十大学围绕研究中心和《当代马克思》杂志而形成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该学派主张用开放和批判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宣称这种方法来自于马克思的革命方法即辩证法，既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也不同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其影响正在扩大。模块二：论点摘要1、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一种观点是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把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背叛。他们认为戈氏领导的改革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导致了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和政治权力再分配斗争加剧，社会严重动荡。戈氏提出的公开化、民主化的口号滋长了各种政治势力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与流行，动摇和扰乱了人心，使整个国家迷失了方向，危机四伏，最后葬送了苏东的社会主义事业。昂纳克（原德国统一社会领导人）、利加乔夫（原苏共著名政治家）、安德烈耶娃（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人）、恩格尔（德国马克思一列宁主义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卡斯特罗以及巴西共产党、印共(马列)和俄共都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将苏东剧变的责任归咎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认为苏东垮台是斯大林主义酿下的苦酒，斯大林主义早就种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灭亡的祸根，持这种观点的是前苏东地区的改革派以及西方共产党中对苏东改革的同情者。他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苏东剧变似乎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误造成的，但其真正的祸根是在斯大林时代种下的。戈氏的失误仅仅是个媒剂，只是加速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倒台。他们认为，斯大林一系列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从根基上动摇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苏东剧变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但这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仍抱有信心，在他们看来，只要彻底清除和认真吸取斯大林的错误影响，社会主义是有前途的。他们普遍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能够真正从斯大林的错误中走出来，切实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第三种观点把苏东垮台的原因归咎于列宁。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具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把斯大林和列宁严格分开是不合理的，斯大林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了列宁路线的。因此，他们认为苏东剧变的“原罪”是列宁及其“先天不足”和“早产”的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充其量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一次自发性的事变，人为地把它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来接受和发展，它的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提出要重新评价列宁与考茨基当年的争论，认为考茨荃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把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说成是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终结，并一再强调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列宁创建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马克思原来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告诉人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仍然优于资本主义，人类仍要追求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第四种观点是把苏东剧变的根源追溯到马克思，认为苏东剧变作为一种社会验证，表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支票”。他们说，马克思没有跳出“空想”巢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境界之中，而不能付诸实践。它只能象天堂一样吸引凡人去幢憬，而无法真正出现在人间。苏东的悲剧就在于把这种本来是“空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去追求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