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第一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第一节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虽然从更早的渊源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成书的《汉书·地理志》，但作为一门近代科学意义的学科，它在很多程度上却可以说是由顾颉刚先生一手奠定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我们知道，顾颉刚首先是以研究上古史并创立古史辨学派而驰名于学林的。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尚书·禹贡》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沿承古代的传统，是以疆域沿革为主，学科的名称也是沿用古代的“沿革地理”一词。上个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开设了中国沿革地理的课程。并指导学生习作沿革地理方面的论文。1934年顾颉刚以个人的薪俸和从社会募捐一部分资金，创办了一份名为《禹贡》的半月刊，专门刊登历史地理学的文章。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就是从他授课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学生课业重遴选出来的。《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聚集在顾颉刚的周围，从事历史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36年5月，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历历史地理研究的工作。《禹贡》半月刊刊登的文章和禹贡学会的活动，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禹贡派”的说法，反映出这些学术活动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正在生成。所谓“《禹贡》派”的出现，实际上正是我国由传统的严格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就赶上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时局艰危，《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都基本上被迫停止了活动。假如没有日寇的入侵，禹贡学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有条件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自然很快就能够全面建设起一个学科。值得庆幸的是，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短短的几年期间内，顾颉刚已经为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按照当时的计划，当时学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有：撰写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科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内容精详当时历史地名词典；详备地整理历史地理志；辑录各种有关经济、移民等历史活动地理特性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等。这些计划虽然因时局的变化没有实现，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活动，一是拓展了传统的严格地理的研究范围，二是侧重学科基础的建设，三是奠定了今日中国历史地理学大部分学科的研究方向。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历史地理学者，正是他们当中的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等人，在建国后共同努力下，建立起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因此，顾颉刚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当之无愧的开山祖师，没有他开创风气，就没有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的局面。第二节侯仁之与历史地理学理论侯仁之(1911-)，1911年生于河北枣强县(祖籍山东恩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事实上，侯仁之在上大学之前，是希望学医的。而他弃医从史，就受到了顾颉刚的影响。当时，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各种报刊杂志大都在鼓吹抗日救亡运动。侯仁之就在《中学生》杂志1932年1月号上，看到了一组总标题是《贡献给今日青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顾颉刚的文章。文章中，他以满腔热情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同期《中学生》还有一篇《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又使他对日本侵略东北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侯仁之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经过反复的思考，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入学之后的二年级，顾颉刚给燕京大学的学生开设“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的内容主要讲我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区划的演变。在侯仁之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即1934年顾颉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主要刊登学生的课外作业。其后又扩大组织，成立“禹贡学会”。侯仁之从《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受益颇多。当时，他得到为《禹贡》半月刊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同时还为他主持编绘的《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工作。可惜不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顾颉刚也被列入日本通缉的名单，只好辗转南下1。侯仁之继续留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攻读硕士学位。1940年六月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后，留在燕京大学任教。1侯仁之：《师承小记——亿我师顾颉刚教授》，见氏著《我从燕京大学来》，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6-41页。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凌晨，燕京大学（美国教会创办）就被日本军队封闭，师生20余人先后遭日本宪兵逮捕。侯仁之也在其中，是当时被捕师生中最年前的一位。侯仁之被捕与他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就在侯仁之留校任教后，一天，司徒雷登校长突然找到侯仁之，要他在教课之外还兼管学生的工作。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负责给停学的并自愿去大后方或解放区的燕大学生联系路线和给予路费补助。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念间，侯仁之就秘密掩护这些学术分批离校。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有人走漏了消息，侯仁之因此即遭逮捕2。1942年春，经日寇军事法庭宣判，侯仁之被判徒刑一年，缓刑三年。是年6月18日侯仁之出狱后，只好投奔天津岳父家。自此以后三年期间，侯仁之为了摆脱日本人威逼利诱，先到天津英旧英租界一所私立的达仁商学院去兼课，后又转到天津的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在此三年之中，他注意就北京、天津的史地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若《北平金水河考》、《天津聚落之起源》等3。1946年8月，侯仁之负笈远行，乘船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就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CliffordDarby）。侯仁之本应与七年前就应到伦敦的。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的硕士生导师洪业忽然打电话要他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侯仁之进门后刚一落座，洪业就突入起来地大声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弗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领域里去。”41949年夏，侯仁之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HistoricalGeographicalofPeiping.论文的结构如下：CONTENTSINTRODUCTIONSTopographicalSettingsandGeographicalRelationsPartⅠAFRONTIERCITYChapterⅠChiunderthechouDynasty(ca.1122-220B.C):CapitaloftheFeudalStateofYenChapterⅡ2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见氏著《我从燕京大学来》，第1-12页。3侯仁之：《从日寇监狱到人间炼狱——四亿我师洪业教授》，见氏著《我从燕京大学来》，第26-35页。4侯仁之：《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二亿我师洪业教授》，见氏著《我从燕京大学来》，第18-22页。ChiduringtheCh’in-HanPeriod(221B.C-A.D220):APhaseofCommericalExpansionChapterⅢChiintheDarkAgespriortotheUnificationofSui(221-589)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DevelopmentoftheLocalIrrigationChapterⅣYuChouofSuiandTangDynastiesuptotheKhitanOccupation(590-937):KeyPositioninFrontierStrugglePartⅡTHETRANSITIONPHASE:ANATIONALCENTREINTHEMAKINGChapterⅤNan-ching(938-1122)oftheLiaoDynasty(916-1125)ChapterⅥChung-tu(1151-1215)oftheChinDynasty(1115-1234)PartⅢTHECAPATICALOFTHECHINESEEMPIREChapterⅦKhanbaliq(1267-1368)oftheYuanDynasty(1260-1368)ChapterⅧPeking(1420-1911)oftheMingandCh’ingDynasties(1368-1911)APPENDICESAppendixⅠ.HistoricalChartofpeipingAppendixⅡ.LiteraryAuthoritiesontheStudyoftheancientSitiesAppendixⅢ.TheAncientSitiesAppendixⅣ.TheChangingRiverCoursesintheNeibourhoodofPeiping就其博士论文的结构与内容来看，这篇论文更像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框架和内容。从此以后，侯仁之就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北京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上，他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领域。侯仁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赶在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三天，回到了祖国。以后，他把他注意精力放在了对历史地理学理论探索和实践上。1950年，他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5一文，针对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目中，有一门“中国沿革地理”主要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的情况，侯先生疾呼将“中国沿革地理”，应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徙、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6侯仁之先生的呼吁不仅仅在于将“中国沿革地理”这门课程的名字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于这样几条内容：1、从内容上，要完成从过去注重研究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转变到不同时地理环境的变迁上来；2、尤为重要的是，侯仁之指出了即将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对象应当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及这些对象所包括的内容；3、研究这些内容的上限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侯仁之以上这些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内容与对象的理论，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最为最要的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研究的方向。之后，侯仁之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如《历史地理学刍议》（以下简称《刍议》）7、《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8、《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再论》）9、《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以下简称《问题》)10。在《刍议》中，侯仁之就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归属上，明确地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它有助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缺少了它，现代地理学时难以5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后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36～140页。6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138页。7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10页。8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1～19页。9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后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0～29页。10侯仁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1～38页。11史念海先生亦同此说，但他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