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苏联解体已近十五年了，但是关于“苏联解体经验教训”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只有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借鉴意义，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此，我认为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希望同仁们指正。一、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使苏联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由于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不注重自身建设，导致它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说这句话为时已晚。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所以，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共产党的青春活力，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共产党才能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进行，共产主义目标才能最终实现。二、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苏联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因此，经济的原因往往是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所描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两个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和依据的。“苏联模式”以事实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最后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而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以便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把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经济体制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弊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三、社会主义必须解放思想，面向实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思想僵化，理论教条化，是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比斯大林后期的认识水平高出多少。如认为苏联已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进一步得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需要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全民党等论点。这些与苏联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依据这样的理论观点，改革怎么能会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是无法推行改革的，这种僵化与教条的“苏联模式”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我们应该把共产党建设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党。才不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适应时代变化，并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党外的意见和要求也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这种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一方面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又为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滋长提供了土壤。这就不能不为改革无法推进和改革最终偏向埋下了制度方面的祸根，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五、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几十年来，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事实上使俄罗斯处于联盟中央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激发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普遍存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苏联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一种平等的绝对分权体制，这是其基本国情。而后来的斯大林等领导者却脱离实际，采用了高度集权的民族政策，非主体民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并不平等。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发展。这些是可以警示后人，作为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面镜子的。六、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又必须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方向。苏联在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使苏联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家长制盛行，民主缺乏，法制不健全。这些给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的继承者都纷纷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没有摆脱原来的政治经济模式，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更失去了方向，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如果不改革，苏联就不会解体。”这句话是不对的，当时“病的不轻”的苏联不改革同样会解体。但是改革迷失方向，政策、措施不当，也是会失败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社会不会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坚持改革才能改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这样改革才能成功。七、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比较明确，实践上也没有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情况发生。苏共领导人在着眼于改革的时候，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改革中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一个教训。这主要因为在理论上一直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不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怎么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主义等原有体制的弊端。苏联改革不成功最终解体的教训表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上要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完备发展的历史阶段。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八、社会主义必须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与之开展有效的斗争。“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外部原因。我们必须认识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保持高度警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俄国总统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次挫折，它留给我们的是教训、是“财富”，值得我们慢慢的去汲取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刚刚渡过了自己88周年的纪念日，又将很快迎来建国60周年的大庆，党员人数七千多万，可谓人丁兴旺，如日中天。国内经济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映衬下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外交领域，西方大国争相示好，亚非国家传统友谊愈加稳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虽然不甚漫长，但也惊心动魄、壮怀激烈。多少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才铸就了如今的中国。但同时，中共的历史中也不乏挫折与失败，走了不少弯路。不过，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广大党员的思想主流一直没变，即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切不能因为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麻痹大意。因为苏共堕落、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中国人从前苏联解体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要避免“意识形态教条化，地位牢固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党组织，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我深以为然。首先，苏共教训之一——意识形态教条化。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灵活和开放，没有教条主义，也不再大搞个人崇拜，而代之以亲民路线。尤其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党员和群众明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头顶的紧箍咒，更不是嘴边的金科玉律，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也都以发展经济、重视民生、不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中共显示了比苏共要强得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虽然目前意识形态的把控仍然存在，但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层出不穷，比如前段时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