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上)

明代文学（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白话文言三言二拍《剪灯新话》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神魔）世情（人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明代小说一、长篇章回小说1、《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根据历史，敷演大义。元末名初，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其它一些史籍材料的基础上，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创作出历史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主体符合史实，细节多有虚构，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假”（清代章学诚《丙辰杂记》）的面目，民间也有所谓“真三国，假封神”的说法。罗贯中，现在一般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东原（今山东东平）人，一说太原（山西）或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国演义》如同绝大多数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一样，正邪分明，书中以刘备代表的蜀汉为正，以曹操代表的曹魏为邪，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一直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有点正统但颇令人怀疑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人心思汉”的时候，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小说的最后写订者罗贯中承认并吸收了这一思想，将它熔铸到作品结构、情节和人物描写中去。电视上和历史上的刘备与曹操形象《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不官身处什么集团，不管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诸葛亮的忠与关羽的义，作者花大量笔墨加以渲染。《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渗透着当时民间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即“义气”，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前者以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生死与共为代表；后着则突出体现在关羽为报昔日之恩，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曹操上。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结义誓言在三国乱世中，要获得成功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小说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比较起来，小说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庐，就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在通晓天时地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克敌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势下，巧妙地使用了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其中如“空城计”、“陇上妆神”等就是心理战成功的著名范例。此外曹操、司马懿、周瑜也是小说着力塑造的智慧人物。艺术成就一、在结构上，《三国演义》将纷繁的人事、复杂的矛盾，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就所叙事件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二、在人物上，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忽略其它，造成了失真之感，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民间也有“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的谚语。曹操与关羽孙权与张飞三、在语言上，《三国演义》用的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它从讲史而来，故偏于叙述而少描写，其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2、《水浒传》《水浒传》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以别于《三国演义》之类历史演义，即鲁迅先生所谓“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从南宋起，宋江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形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元末明初，在这些作品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一般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后罗贯中在其真本基础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杭州生活过，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出现了施耐庵是苏北兴化人的说法。施耐庵著《水浒》图，今人晏少翔绘。作者主观意图是通过小说宣扬一种“忠义”的思想，它包括对朝廷的“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与梁山好汉之间的“义”（市井义气），虽然小说花了大量篇幅渲染“义”，但最终仍然屈服于“忠”（宋江形象的塑造）。《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也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演义》相媲美。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客观上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艺术成就在语言方面，《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花边文学·大雪纷飞》）。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在人物方面，《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BZ小说几十个主要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将性格相近的一类人物写得各各不同。如同样是“粗中有细”，鲁达是世故，武松是磊落，而李逵是天真。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李逵的莽撞、真率、血腥残忍；鲁智深的粗豪、机智、嫉恶如仇；武松急噪、磊落、恩怨分明。能展示人物性格在环境制约下的发展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冲。在结构方面，以单线纵向进行。上半部是以人为单元，下半部则以事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在七十一回之前，小说往往集中几回写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武十回，宋十回）将其上梁山前的业绩基本写完，然后引出另一个或另一组主要人物，而上一组人物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样环环相扣，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人物串联起来。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以报效朝廷为主干，将故事贯串始终。这样的艺术结构，前半部犹如长江的上游百川汇聚，形成主干；下半部则如长江的主流奔腾而下，直泻东海。王进受高俅迫害，被迫逃出东京，远走华阴，引出史进；史进被人告发勾结强盗，出逃渭州寻师，引出鲁达；鲁达拳打镇关西，落发为僧，到东京大相国寺，引出林冲；林冲受高俅陷害，被逼上梁山，为纳“投名状”，引出杨志；杨志求官不成，卖刀，杀牛二，被发配，得梁中书赏识，押送生辰纲，引出晁盖；晁盖聚七星，智劫生辰纲，被官府发觉，引出宋江；宋江私放晁盖，晁盖上梁山后写书感谢，阎婆惜见而要挟，宋江怒而杀之，逃到柴进庄上，引出武松；武松回乡，打虎，与大郎相认，杀嫂，杀西门庆，发配，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回到柴进处，又回到宋江；再由宋江到清风寨，江州，连带大批好汉最终上梁山。3、《西游记》明代后期，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兴起了编著神怪小说的热潮。它与讲究“真”与“正”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西游记》是其中的代表。一般认为《西游记》是明人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有关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写成。吴承恩（约１５００～约１５８２），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中国刑警大学首席教授根据头骨复原的吴承恩青年与老年相貌江苏淮安打铜巷吴承恩故居玄奘像玄奘取经线路一般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西游记》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是一清二楚的。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从全书内容的构架来看，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孙悟空大闹天宫；二、被压于五行山下；三、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由于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这又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积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相结合，就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破、超越了这一预设的理性框架，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艺术成就一、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世界。二、塑造人物形象做到了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三、书中穿插了大量的游戏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４、《金瓶梅》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奇，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金瓶梅》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在明代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明崇祯本《金瓶梅词话》插图堂会演剧场景一般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古称“兰陵”之地有二：一为今山东枣庄市峄县，另一为今江苏武进县。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作者可能是山东人，或在山东生活过很长时间。《金瓶梅》的书名，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字又分别代表财、酒、色）。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开来，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皆未被武松杀死，潘氏遂嫁西门为妾。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主要写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和以金、瓶为主的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２１回，是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湖狲散”的衰败景象。全书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金瓶梅》通过写西门一家的日常琐事，扩展到清河县乃至整个社会，“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写世情意在暴露。暴露的矛头集中在封建的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身上，具有相当的深度。但对于西门庆这个既是贪财好色的恶棍又是精明强干的商人，作者在批判之余又有着同情甚至是艳羡的复杂感情。另外，通过小说，作者对当时纵欲的风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作者认为“食、色，性也”，人生对于财的追求和色的冲动，本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对于财色，不能一味加以否定。同时，作者又以通过描写西门庆那无限膨胀的占有欲最终走向自身毁灭的事实告戒人们自身的欲望应建立在一定理性基础之上。《金瓶梅》中包含着浓厚的色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这部小说最受人诟病的还是书中存在的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以至长期被一些人视为“淫书”（在全书近百万字中，大约有两万字）。但应当注意的是在晚明肯定人欲的思潮中，人们普遍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赤裸裸的性描写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