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谈历史上中国所受到的异族入侵安全威胁与汉民族的发展变迁方向

纵谈历史上中国所受到的异族入侵安全威胁与汉民族的发展变迁方向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古代史岁月里中国所受到的重大异族入侵安全威胁都是来自于北方草原地区而不是南方山区呢？！要知道如果说到少数民族，西南、华南与东南地区无论是在总人口数量上还是在民族的个数上在古代史岁月里绝不比同期的北方草原地区少。根源何在？！问题就出在中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经济生产方式与及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构成诸方面因素上。地理是历史的基础，无论是部族政权还是帝国体系都必须要在“合适”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才能够得以建立、生存与繁衍。也可以说人类文明史的本质就是一部人类对客观自然地理环境进行“自适应”与改良的记录过程！因此，无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频频的南下入侵活动还是南方的少数民族“画地为牢、按兵不动”的深层根源都首先可以从地理环境条件中找到重要（但绝不是全部的答案）的答案。从自然生态学的角度而言，地理纬度越高年平均所接受的太阳光照总热量就会越少，加之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又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年降雨量也比南方要少得多，生存环境的恶劣必容置疑（相对于雨热同期的南方而言）。尽管中国北方草原、荒漠地区的地理面积空间“广阔无垠”，但由于游牧生产方式的经济产出率要远远低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生产方式的经济产出率，因此北方草原地区单位面积空间的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少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事实上在匈奴与汉帝国在中国北方展开大角逐之初，其所统治控制的地理面积空间与汉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疆域的数量差距并不堪明显，可是两者之间所拥有的总人口数量差距，匈奴甚至不及汉帝国的十分之一！更为致命的是，只使仅仅是这一丁点的人口，在风调雨顺年境尚可勉强求得温饱，而一旦年份不好，或干旱、或严寒便立即全民族面临“大饥”的严重威胁了（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匈奴“大饥”事件就有多次，如汉章帝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这说明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的艰难、经济生产方式的落后，其所具有的“生存裕度（生存回旋空间）”相当有限；因此一旦面临天灾无以为生，就只有进行民族的大迁徒――向气候温暖、食物丰富的南方地区迁移或入侵掠夺来维持生计了。当然，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中也时不时出现一些野心勃勃、却又雄才大略的人物，为了实现其掠夺土地、人力、财富的野心目的，只使是好年境也同样挥师南下（但极少有挥师向北进军的，因为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气候条件比蒙古高原要更为恶劣、生存环境更为艰难，只使进行军事入侵也无多少经济油水可捞矣）发动掠夺侵略战争！与北方严寒、干旱的草原荒漠地带相比，西南、华南、东南的温带、亚热带、热带群山、小盆地、小草原与及海岛尽管自然生存环境也许比不上中原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可是由于同样拥有南方的雨热同期优势，森林茂密、河湖密布，只使以渔猎为生，飞禽走兽、鱼虾河蟹也是可以果腹的。如果能够学习到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技术，那些群山、小盆地、甚至海岛也同样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粮食来！而随着工具技术的进步，铁器农具的大规模利用，南方的少数民族们已经可以从自己生存的地区开垦出越来越多的耕地了；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渡过艰难年份的“经济裕度（经济回旋空间）”，而且也能够容纳越多越多的增长人口！可是地处北方的游牧民族们恰恰相反，铁器工具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够对畜牧业的生产带来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够从农业革命中获得更多的好处。由于经济的产出率无法大幅度提高，因此单位地理空间面积也就无法容纳得了越来越多的增长人口；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必须努力实现扩张南下、掠夺更多土地生存空间的战斗决心！除去经济方面没有紧迫的必要因素外，南方少数民族政权没有进行对中原王朝政府的武力入侵的原因还受到军事实力方面的不利因素影响。与善骑、远程奔袭、机动迅速、几乎全民皆兵的草原游牧民族不同，处于祟山峻岭、河湖森林密布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影响下的诸南方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缺乏进行远程奔袭、快速机动作战的军事条件，因此无法以拥有骑兵力量来实现赢得相对于中原王朝帝国政府的军事优势；再加之植被茂密、山水阻隔，交通不便，地处南方的诸少数民族政权也无法对自己辖区内的民众进行更深层上的实质统治控制，如果强行抽丁拉夫，山民们只要往群山森林中一钻一躲，就会变成“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也就是说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技术条件下，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成功地限制了政府统治控制行为对底层社会的更进一步深入！但在北方辽阔的大草原则不然，面对恶劣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单独行动的个人、家庭乃至小部落、小部族的生存能力是微不足道、苍白无力的；他们必须如同草原上的狼那样集结成群，依赖群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世世代代地生存下去。而北方草原荒漠平坦辽阔的地形特征又极为适合他们进行群体集结、机动、迁徒或作战。因此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集结成庞大的群体来迁徒或进行侵略掠拢，加之又拥有与生俱来的骑射优势、快速远程机动能力；如此来去无踪、变动无常，对中原王朝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而频频得手的入侵掠夺行动与军事胜利，反过来又进一步地鼓励了他们野心的膨胀与自信的狂妄，变得俞加凶悍、残忍、狡猾与冷酷噜血！而南方的少数民族则不同，由于受到客观自然地理条件所限制，本身就难以征集到众多的士兵、麋集成庞大的入侵战斗集团来向中原王朝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与之相反，中原王朝帝国政府却拥有着绝对优势的人力、物力资源，可随时组成庞大的步兵集团向南方诸少数民族发动长时间的军事围剿；而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政治组织能力，无法组成大部队来与之抗衡，最终被王朝中央政府肢而解之、各个击破，或被迫退往更为遥远的南方（如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甚至泰国的清迈等，这些地区的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就是来自于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或被彻底征服、被迫下山同化之！事实上从黄帝讨伐三苗开始，历代中原王朝帝国都或多或少地向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过征服、围剿与讨伐。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就曾经调集过十万大军围剿东南山区的越人，降服之后大量迁往平原地区，以增加“财税收入”。而四川的蜀汉政权也在诸葛亮的带领下“渡泸水、深入不毛，七擒孟获”。隋唐时期，对云贵、南诏地区的征讨时断时续、时松时紧，未有穷期。及至五代十国，北宋、南宋，由于北方连年征战、混乱不堪，汉民族大量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以至连东南越人分布的中心――武夷山地区都被迅速地汉化掉了。到南宋后期，南方诸少数民族如不被同化，基本上都被彻底逐出了长江中下游的所有平原、丘陵与大一点的山间盆地地区，不得不开始退缩入湘赣与及南岭地区的大山中；而南下的汉族移民自此时起也开始越过广东北部的“珠玑巷”等南岭山间通道大量移民珠江三角洲地区了。及至明清时期，帝国中央政府开始对南方诸少数民族土司政权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到民国前为止，四百余年间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上被肢解、同化、兼并、整合一体化殆尽了！有意思的是，由于南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远较北方草原荒漠、甚至黄河流域要优越得多（由其是近代以来），因此当中原汉民族大量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以汉民族为核心所建立的中原王朝政府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疆域北界也开始从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巴尔喀什湖一线逐渐南移了。如在汉唐王朝时期，中原王朝帝国政府在击败了匈奴突厥之后基本上都统治控制住西域、蒙古高原与及东北诸地区直至帝国的最终灭亡。可是到了宋王朝时期，在由于西夏的建立，王朝政府基本上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直接统治控制权，对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统治控制广度、深度也大为收缩（如在东北仅及燕云地区），及至辽、金政权的崛起，北宋政府甚至连黄河流域也彻底丢失了。而到了明王朝，由于残元势力始终在蒙古高原上存在活动，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控制自然也就始终不能在蒙古高原上长久地扎下根来；而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控制，由于后期满清的兴起也相继丢失殆尽，到明晚期甚至已经收缩至长城山海关一线――也就是说又收缩回到二千余年前的秦始皇时代！至于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辽、金、元、清诸王朝，由于这些地区均是他们的故乡，也就无所谓放弃丢失了。但是由于沙皇俄国的迅速崛起，大清帝国早在康熙时期还是失去了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以北的辽阔地区；到了清朝晚期，国家积贫积弱，又被沙俄前前后后割占了高达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空间，而最后还因沙皇及随后的苏俄的支持要挟，又让外蒙古成功，白白丢掉了156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空间！由于汉民族人口的大量南迁，汉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帝国的北疆国界线大量向南收缩。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北方草原荒漠乃至西域、东北都逐渐演变成非汉民族、华夏文明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地区了。事实上到晚清时期，汉民族人口在西域、蒙古高原与及东北地区所占据的人口比例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甚至远远比不上汉唐时期。可是由于已经大量南迁的汉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又无法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想以武力为后盾返回北方草原地带，重新在这些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比登天还要困难！事实上只使连成功地打败了太平天国的湘军，由于客观上受制驻扎于黄河流域的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沁所统领的满清数十万骑兵的威胁，尽管曾国铨极不甘心，最终还是听从了其兄曾国潘的命令解散了几十万湘军兵勇。而清政府依旧死死限制关内人民移民东北地区，至于要想迁入蒙古王公们统治控制的漠北草原、天生地区就更是不可想象了！尽管其时大清帝国的人口早已经远远超过了1亿，关内土地的人口承载压力早已经大增，可是满清政府就是死死地拒绝开放肥沃的东北三千里黑土地江山，坐视关内无立锉之地的贫民们挣扎于死亡线上无动于忡，徒叹奈何？！可是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热兵器迅速在中国得到了普遍认可与应用，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迅速被边缘化了，北方游牧民族们数千年以来赖以纵横、夺取、称霸与控制天下的骑兵力量优势开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是诸草原游牧民族们如果试图再重新建立一支强大的步兵力量，又受到了人力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更重要的是热兵器的生产要求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准与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而这两者又恰恰是诸北方游牧民族们的致命缺撼，当江南制炮局、汉阳铁厂在中国南方的土地上设立之时，汉民族从此终于一劳永逸地掌握了中国土地上军事武力的绝对优势；因为汉民族由于掌握了现代的工业与科学技术优势，由此所拥有的军事政治“系统优势、规模优势”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们能够再与之相提并论或模仿的了！及至辛亥革命暴发，满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加之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汉民族自明朝以来三百年后终于可以再一次自由、大规模地向西域、蒙古高原与及东北诸地区进行移民迁徒了。事实表明，如果满清帝国再迟十年、二十年被推翻，恐怕今天的东北三省真的就非中国所有矣；因为到此时日本或沙俄帝国恐怕已经不能再容忍中国关内的人口向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了――如果918事变发生时东北三省的总人口是400万而不是4000万，恐怕东北的历史向何种方向发展就难以预料了！毕竟，早几十年前人口稀少的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地区与及库页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眼睁睁地落入了沙俄帝国之手；同样道理，如果外蒙古的土地上当年也有着一二百万关内移民，恐怕外蒙古的独立就是镜花水月了！而到了新中国成立，随着移民实边、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推进与建立，汉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各区各地的主导地位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增强；加之七十年代后期又进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汉民族的经济优势得到彻底的强化，汉民族与华夏文明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显然已经永远不可能动摇了。至于其中的深远历史价值意义，我想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无须再次强调！陈天（高凉陈君）于广东茂名20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