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研究范式

第一讲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研究范式经济学或者说经济理论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达到各种理想目标之间的最佳组合的一门社会科学。根据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内容及其日益发展丰富的现实，目前人们普遍地把它划分成两大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单个物品和服务的投入、产出、供求和价格变化。也就是说，它以单个企业或家庭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在单个市场上的供求行为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以及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第一节经济学的流派、演变与评述一、早期的经济思想如果我们从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来看待经济学，即把宏观经济学看成是研究经济总体运行和发展趋势的科学，那么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大卫·休漠（DavidHume）那里，他第一次研究了一个经济中货币供给、国际贸易平衡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大卫·休漠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公式PQ=MV，即物价总水平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这一公式是一切货币数量理论的基础，也是当代货币分析的理论基础。二、古典方法经济学说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情是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的发表，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从宏观经济学往回追溯的角度来看，《国富论》确立了被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家称为古典方法的哲学基础。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力量自身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经济活动达到某种最优状态。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和企业都根据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一原则进行交换活动，然而市场整体能产生一组最优的价格。交换结果使得每个人的经济状态达到最优。“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并使其达到最优状态的理论观点建立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假定前提之上，即所有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必须运行良好，尤其是不存在诸如最低工资限制或最高利率限制等制约因素。也就是说，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必须对供求失衡作出迅速反应并得到充分的调整，以使每个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均衡。因此，每个市场工资和价格变化的充分运动是保证市场均衡的关键假定，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变动是协调个人行为的重要信号。三、凯恩斯方法到20世纪初，古典经济学通过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米勒（JohnStuartMill）、马歇尔（AlfredMarshall）和庇古（ArthurCecilPigou）等人的不断充实完善，在理论体系上日臻完美。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古典经济学碰到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由“看不见的手”所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那么深重的经济衰退呢？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宏观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一书，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体系的确立。凯恩斯对经济大萧条中资源的普遍未充分利用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古典方法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的调整是刚性的，或者说价格调整慢于数量调整，经济活动下降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当价格难以调整时，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要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就要刺激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政府宏观调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可以减轻经济波动，使总体经济的均衡点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凯恩斯理论由于在相当程度上行之有效，所以能够取代古典主义学派而在相当长时期中占据主导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凯恩斯学派虽然先后受到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挑战，但它在莫迪里亚尼（FrancoModigliani）、克莱因（LauranceKlein）、托宾（JamesTobin）和希克斯（JohnHicks）等人的不断完善、发展之下，仍然在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四、货币主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即被称之为“滞胀”的经济状态。“滞胀”的出现动摇了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对凯恩斯方法的信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就是这种新的经济不稳定的根源，这种思想在货币主义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政府的积极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是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因此，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这种市场力量创造一个良好发挥作用的环境，而创造这种良好环境的最佳方法就是把货币的发行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增长范围之内，这个增长范围根据一国经济的GDP的增长速度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变化来确定。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推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货币主义中有用的东西被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所吸收，因而货币主义在当今宏观经济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地位。五、新古典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凯恩斯主义有两大缺陷：一是在实践方面难以解释“滞胀”等经济现象，难以解决因国家干预政策而造成的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因而受到货币主义的诘难；二是在理论方面，缺乏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尤其是缺少一块微观经济学基础。凯恩斯理论起源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把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考虑放在第二位。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以克洛尔（R.W.Clower）、巴罗（R.J.Barro）和格罗斯曼（H．I．Grossman）以及后来的贝纳西（J．P．Benassy）等人为代表的非均衡理论学派，以短期的固定价格为基本假定，用配额均衡（RationingEquilibrium）代替价格均衡，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微观经济学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研究上出现了另一种试图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探索力量，即理性预期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RobertLucas，获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学派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向古典主义复归，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卢卡斯等人认为，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依据的凯恩斯理论，没有把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其他经济信息的回应考虑在内，因而政府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新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典主义的精髓：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它又承认经济衰退的现实，并对通货膨胀作出了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所谓崇尚市场经济，是指该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市场出清”（marketclearing）这个核心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有能力实现供需平衡和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另外，该学派强调要把公众对所有可能获得的经济信息，包括政府政策的理性反应，纳入宏观经济模型之中。这样任何政府政策都可能因为公众的理性预期而使其效果大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主义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调控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主张回复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因而是比货币主义还更进一步的古典主义。第二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虽然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但因为“供给创造需求”而名声不佳的萨伊却很可能是最初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来思考的经济学家之一。萨伊（Say，1827）称经济学为研究“财富的科学”。在萨伊看来：“亚当·斯密博士的著作，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天才研究……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并不需要熟悉很多事实。重要的是，掌握基本的和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个方面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够从这些事实推出正确的结论，并使我们所认为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是来自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萨伊认为，推演结论的关键在于确定原则，即“事实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对于原则的认知“提供了按同一方式都可成功地进行任何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不难看出，萨伊不仅试图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性，而且还试图规范经济学的方法论，从而避免出现无意义的争论。不过，萨伊并没有明确给出可以作为公理形式存在的原则或一般规律，这项工作是由另一位因为“最后一小时”而受到马克思严厉批判的西尼尔（Senior，1838）于1836年补充的。西尼尔提出了４条公理，其中的第一条“每一个人都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去得到更多的财富”和第四条“如果农业技术不变，则在某一地区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额外劳动一般将得到一种比例较小的报酬”，至今依然是经济学的重要的逻辑起点。西尼尔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认识到可以根据效用来解释价值的存在问题，“追求财富”因而可以被“追求效用”所代替在西尼尔等人的影响下，杰文斯(Jevons，1957）进一步发现“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减少”。西尼尔和杰文斯等人事实上为在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引入被古诺（Cournot，1960）和瓦尔拉斯（Walras）所推崇的数学工具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比如，旨在确定行为人之消费水平和劳动投入的经济分析就可能在一个如下所示的逻辑框架下进行：maxu(C)-v(L)s.t.C≤f(L)(1.1),其中C和L分别表示消费和劳动：u(C)和v(L)表示效用函数，f(L)表示生产函数，规定ｕ′＞0、ｖ′＞0和ｆ′＞0。消费可以增加效用水平，劳动则可以创造用以消费的财富。如果效用函数没有上界，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就等价于财富最大化。但是，劳动同时又类似于一种“负消费”，它会降低效用水平。因此，根据“用尽可能少的牺牲去得到更多的财富”的原则，可以通过求解如(1.1)使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我们也可能借助于对具有典型性的个体所进行的分析结果来推演出整体的行为，这就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准备。不过，如何衡量整体行为却是一个问题。好在经济周期的规律性出现及其破坏性影响引起了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不少国家设立了专门针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机构，其中尤以设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为著名。这些研究机构建立了许多总和时序数据，这就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以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1929）为代表的对于总和时序数据的研究，通常被视为古典式的宏观经济学。不过，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特别是在经历了1929年至1933年全球性的大萧条以后。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宏观经济学方才真正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虽然《通论》是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但凯恩斯依然遵循着经济学的传统方法，《通论》中几乎所有的结论都可以被归结为三个西尼尔式的“公理”的结果，这三个“公理”分别是“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工资单位由劳资双方议价决定之”和“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决定之”。经过希克斯（Hicks，1937）等人提炼的IS--LM模型可以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当然，这里的心理定律并不是心理研究的成果，它们来源于小心的理论分析和一定的经验证据。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而言，经验证据显得尤其重要。例如在论证消费并非利率的函数时，凯恩斯给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实际经验可以昭示我们：如果个人之所得不变，则短期间利率之变动，大概不大影响其消费量——除非利率之改变异常庞大”。因此，许多人认为归纳法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人们的行为可以被归纳为若干个简单的方程，对方程作出估计并据此对宏观经济作出预测也就成了一项自然的工作。以克莱因为首的计量经济学家的出色表现，使得这些方程顿时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依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长达20年的繁荣更令许多学者相信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那些对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