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

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1．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官员讲得到位：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2．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3．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例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主张：“说真话，立刻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总结的经验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4．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研究表明，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和围观民众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利益问题。高明的地方领导者，总是善于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政治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5．针对某些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建议政府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包括中央和地方切割，地方与基层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避免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政府为个别无良官员的不作为和其他问题“背书”，不要被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忽悠。6．在网络舆情中，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勇于“抢旗帜”。在历史上，我党与当政的国民党反对派作斗争时，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就特别擅长抢民主、和平的旗帜，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拥戴。今天，就是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7．群体性事件处置往往包含三要素，即公布事实真相，惩处民众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惩戒不作为或有问题的官员。瓮安事件以来各地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这三件事孰先孰后，很有讲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问责。如果地方政府不反思自己在新闻发布和说服公众方面的工作不足，却迁怒于无辜的当事人和网民，恐怕是有失公允的。8．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如何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要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现实，一些地方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阙失，让网民对公权力产生某种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形成传播学上的所谓“刻板印象”。在不少地区，修复政府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9．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网络社区（BBS、微博客、QQ群等载体）和“公民报道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中发展“盟友”。盟友不是部下，也不是潜在的敌人。要允许和鼓励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施政阙失提出批评，开展舆论监督，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对话，帮助他们理解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引导他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帮助地方政府，缓释民间某些不满情绪。10.政府的网络舆情研判和应对能力，也是执政能力和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都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一方面，要改进政府的立场表达和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要把握住社情民意的脉搏，认真倾听网民和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化解社会隔阂和对立情绪，打造国民政治共识，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玉娇案：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究竟靠什么？本博按：邓玉娇案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因为新华社已经报道，湖北警方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对于这个“结局”，不少网友还是感到不满意。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案发后，广大网民铺天盖地的“声援”、“批判”，其结局又会怎样？我们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加入邓玉娇不是这么幸运——不是生活在网络时代，那有将会怎样？！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并且，这种群体性事件还有了一种新的形态，那就是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化”，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像“天价烟”、“飙车案”等这类“焦点”问题、“焦点”事件后，不仅网下议论纷纷，而且很快也在网上燃起漫天大火。邓玉娇案似乎比这更前进一步：网下行动甚至赶不上网上舆论汹汹。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再次成为人们探讨的话题。不过，本博所要问的是：究竟谁希望出现“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网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懂不懂就来个“网上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网民天生的就“非理性”，懂不懂就来个“网络暴力”？！当然，出了“网上群体性事件”必然要“应对”。但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的是：应对这种“事件”究竟靠什么？！“网上群体性事件”考验地方应对能力网络内外交织，群体性事件有放大之势，应将网络民意也看成人民群众诉求认真对待稿件来源：2009-06-02新华每日电讯4版●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互联网时代，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传播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日前在沪苏渝皖等多个省市采访时发现，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而其中的一些负面“网上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党政机关形象。对此，许多地方党政干部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认识，对网民回应不足、不及时、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提高干部对“两个舆论场”的敏感度，认真回应多形式的群众诉求。网上一呼百万应，“三公部门”易成焦点“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安徽省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主任车敦安说。如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本刊记者2009年2月在网上搜索，仅“温州赴美考察团”一项，相关网页就高达八万多个。仅新浪网一条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是在百万人次以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家平说。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上群体性事件才告一段落。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同样，另一情形“网上群体性事件”也同样是“一呼百万应”，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网民对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铺天盖地；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等事件中，在网上均引起了“百万级的点击”。记者发现，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例如以“史上最牛”、“天价”等词搜索，就会发现“史上最牛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官员语录”、“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薪酬高管”、“天价公款账单”等话题，无一例外都是网上热点。而且总是呈现为“滚动散发型”，过一段时间总能出现类似的一个帖子引发网民热议。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的张晓宇说，“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门”型的网络事件，溯其本源其实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蚂蚁网CEO麦田说，多元性是网络意见表达的突出特征，但是在涉及“三公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往往看到的是一边倒的批判浪潮。“网上群体性事件”有新趋势有关专家对近几年发生的十多起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后发现，这些事件有三种类型，并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安徽省多位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认为，这类“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后果，在于事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群众对党委政府的看法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基层干部分析，近期出现的一些“网上群体性事件”折射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散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情绪正在发生悄然变化，网民行为也有变化：“从说到做”。网民开始对看不顺眼的干部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过去，网民也多次在网上曝光某些党政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是“说说就罢”。而在近期，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的就绝不罢手”的态度。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如干部出国消费清单公开后，对有关干部作出了处理。随后，一些网民主动曝光一个个清单，曝光—查处—免职这样的“定律”，大大增加了网民的主动意识、主体意识。不少基层干部还不适应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期某些网群事件频发，暴露了基层党委政府对处置这类网群事件的手段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缺乏清醒认识。受访的基层干部将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更关键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反映，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群体性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而对其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进而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这就导致一些负面消息甚至不实消息扩散，引发网络民意沸腾时，地方党委、政府仅仅依靠公安网络警察、地方宣传部门去应对处理，孤军奋战。但上述两个部门在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时都有很大的局限。公安网络警察的力量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地方宣传部门则缺乏法律手段。处置手段不足，主因还是基层干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相当不到位。比如有的县处级基层干部向记者“倒苦水”：“现在工作压力和强度比过去高得多，要完成的考核指标也比过去多得多，就这样累死累活老百姓还是不满意。真是想不通。”还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王石泉博士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过去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媒体存在着“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王石泉等干部教育培训专家提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个人细节，加上网络高倍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等特点，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