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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新动向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与对策内容摘要：2012年9月以来，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了“量化宽松潮”的新动向，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并对中国及广东外经贸带来一定影响，必须未雨绸缪。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应对“量化宽松潮”的对策建议。关键词：量化宽松；世界经济形势；广东外经贸发展对策2附件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新动向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及对策（简版）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竞相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出现了所谓“量化宽松潮”，说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新动向：一是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向“非常规”转变；二是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三是货币政策职能由“独立运行”向“服务财政”转变；四是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向“制造风险”转变。对美欧等经济体通过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对自身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刺激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二是促使本币贬值，提振出口，促进经济再平衡；三是释稀债务，转嫁危机损失；四是缓解财政压力，确保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同时，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性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一定负面效应，货币政策的中性特征致使长期内负面效应将远远超过正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大资产价格上升风险，推升它国货币汇价，引发各国“货币战”和“贸易战”；二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各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三是造成本币贬值，释稀庞大债务，向他国转嫁危机损失；四是压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五是损害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合作机制。3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且金融市场尚不完善，产业结构尚处较低端，核心竞争力缺乏。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竞相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影响，尤其对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广东影响比较大。（1）初级产品、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震荡，对外经贸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挑战性，而且带来巨大的损失。（2）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且缺乏定价权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将更加艰难，从而引发中国的制造业危机。（3）短期内刺激国际市场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能够缓解外资流出压力，有助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4）长期内量化宽松引起的“热钱”大量持续流入，导致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巨幅震荡。（5）加大中国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及政策有效性带来严峻挑战.（6）外汇资产损失惨重，中国可能成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最大的受害者。面对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广东必须转变思路，利用“量化宽松”引起的流动性，在人民币稳步升值过程和国家调控的政策背景下，积极趋利避害，坚持转型升级的根本思路不变，相机扩大进出口贸易，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具体政策建议如下：（1）加强外经贸发展方式的转型，坚定不移实施“双转移”战略，促进广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是降低4外部环境变化影响的关键。（2）大力培育服务业市场机制，提升广东服务业竞争力水平，发展服务贸易，这是加快外经贸转型的重点。（3）寻求市场机会扩大产品出口，坚持推进出口多元化政策的实施，并加大出口结构优化力度，这是避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的途径。（4）积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加强资源产品及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注意加强大宗商品市场变化的研究，保障战略性物质供给特别是粮食的安全性。（5）借助于世界性量化宽松所增强的流动性，积极推动广东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和提高质量的力度，推动外资对高技术产业、低碳技术、生物产业、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6）进一步推进国内资金“走出去”，以化解资金流入的压力，并进行战略性投资。（7）大力推广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经验，持续扩大人民币结算规模和区域范围，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和配套制度。（8）提升企业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增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5附件二：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新动向对广东外经贸的影响及对策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竞相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其政策内涵及其后果与之前的政策大为不同，其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其效应将通过国际经济传递，给全球经济带来影响，对广东外经贸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针对广东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当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新动向2012年9月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加大货币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货币“大放水”。6日欧洲央行宣布启动无限量冲销式购买国债的计划，14日美联储宣布将进行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19日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追加货币宽松措施，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巴西等国家央行也纷纷表示将采取进一步宽松货币措施，出现了所谓“量化宽松潮”，说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一）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向“非常规”转变一国央行可通过两种方式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一是压低货币价格（即利率），二是增加货币数量。“常规”的货币政策以调整货币价格（即利率）为主要手段。然而，当一国利率水平接近于零，通过进一步压低利率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努力不再有效，货币当局就会被迫采取增加货币数量这种“非常规”方式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央行进入9月以来竞相实施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easing，QE），即央行通过大规模印钞来买入政府或企业债券，从而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借贷、投资、消费及出口，实现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实施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固然可大幅度提高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相应也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在短期内和一定程6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因为信贷市场的发展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当投资者预期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改善，就不会从银行进行贷款环和投资；银行也是一样，预期实体经济继续萎缩，市场主体的业绩没有改善，经营风险很高，也不会进行大量的放贷。因此，量化宽松的积极作用有限，负面效果却相当明显，最大的后果是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给经济增长埋下极大隐患。因为一旦经济出现复苏，此前向经济体系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就会从金融体系和公众手中涌出，在“货币乘数”机制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将成倍甚至数十倍地增加，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会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因此，非常规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常被指责为“饮鸩止渴”。日本自2001年以来就实施量化宽松，美联储自2009年5月以来，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欧盟的购债计划（SecurityMarketProgram,SMP），至今效果均不理想，是为明证。（二）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这里讲的“有限”向“无限”转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货币政策所涉及的货币供给量从传统的事先确定转向“不确定性”；二是货币政策实施的期限从明确的退出时限转向不确定的退出时间。2012年9月以来美欧货币政策均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转变。如9月6日，欧洲央行启动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MonetaryTransactions,OMP）计划——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以压低成员国融资成本；相对而言，欧洲央行新一轮购债计划（SMP）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规模限制上。此前的SMP，欧洲央行从来没有承诺无限制购买，即便市场动荡，欧洲央行也没有购买太多债券。此轮购债规模没有限制，表明欧洲央行已经追随日本、美国、英国，选择放开手来印钞，“这是欧洲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9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改善，将进行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是并未说明总购买规模和执行期限。同时，美联储还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还没有显著改善，美联储将考虑采取更多资产购买行动，并将动用其他政策工具。而此前的QE1与QE2，美联储都规定了明确的量化宽松数量和执行时限，如QE1从2009年5月实施，2010年3月结束，量化宽松数量为1.7万亿美元；7QE2从2010年11月开始，2011年6月结束，量化宽松规模为6000亿美元。美欧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方面转向“无限”后，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多少货币数量奏效就创造多少货币，什么时候达到目的就在什么时候退出，政策的实施几乎不受相关金融纪律与法规约束。这使得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政策目的，可以孤注一掷，根本不用考虑本国其他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考虑给他国造成的冲击。这意味着本轮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后果更加不可预测。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三）货币政策职能由“独立运行”向“服务财政”转变目前美国内外债务总量已高达53万亿美元，潜在社保医保亏空更高达107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实际GDP仅有13万亿，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3.6万亿美元，美国的社保医保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政府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比如中国、日本和资源型国家）为美国政府融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顺差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融资缺口。当财政部缺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美国政府便离“庞氏骗局”为期不远了，量化宽松的全部逻辑在于此。未来数十年美国的财政收支前景是相当悲观的。这是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人数达7700万，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政府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支付进入大幅上升期，美国政府的社保体系将出现日益严峻的支付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们的退休帐户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巨亏40%。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30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欧洲部分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亦是十分庞大，且存在支付刚性，靠政府自身财力在中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欧洲央行改变几十年来不能在二级市场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铁律”，宣布将启动“货币直接交易”，针对欧元区二级国债市场进行无限量冲销式的国债购买。因此，美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由其经济状态所决定，不如说由其财政状态所决定。在找到靠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冲销庞大债务之前，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欧“量化宽松”没有尽头。8（四）货币政策“降低风险”目的带来了“扩大风险”后果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是在玩一个“烂账转移”的把戏，它把通过量化宽松获得的新增货币来购买大量的金融机构债券，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资产转移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通过通货膨胀转嫁到本国纳税人与全球债权人的头上。美联储实际上将风险进行时空转移（民间转移到政府、现在转移到未来），这种转移实际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信用级别较低的成员国国债，同样也是进行风险转换。这种转换导致风险增加的理由是：1.在第三轮量化宽松中，美联储主要以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作为抵押发行美元，而对于债券的信用级别并未严格限定。那么理论上，它将能以任何一个证券化的资产作为抵押来发行美元，这样的话，美联储将成为不依据任何约束而无节制发行美元的单一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劣币发行体系”被不受约束的单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会被滥用直至崩溃。2.美联储救助对象不断扩大，职能边界大幅扩展。传统上美联储只救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现在也救助抵押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重要的企业法人等非金融机构。传统上美联储只救助“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清偿力”的机构，但现在其救助对象也有“缺乏清偿力”的机构，更有濒临破产或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系统重要机构”。这会增强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信条，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3.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扩张及其以创新方式大举供给资金，可能被市场主体所利用，从而助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原因是，央行也难以保证其注入的廉价流动性不被金融机构用于购买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