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模式问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模式问题胡应泉社会主义是我们人类一个十分古老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正是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只停留在朦胧的想象阶段，还缺少严密的理论体系，也尚未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社会主义也开始了在世界范围的实践。在这近两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充满了争议的。在理论的争议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给人类带来了不同的命运。一、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所做出了一种简略的构想。宣言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末，那时候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十分悲惨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十分尖锐的，马恩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有其合理性。然而，这时候资本主义还处于它发展的早期即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他们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后来为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自身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改良，认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基本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一旦时机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就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后人也不必苛责于他们。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中还具有一些空想的成份，比如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等等。这与他们自身的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断性认识，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设定，对人性认识的不周全等等。当然，马恩也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对待，而是把它们建立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他们在同一时期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然而，马克思主义又毕竟是一套革命的理论学说，既然是革命的理论学说，就需要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就需要对原先丰富的内容进行化约，以有效地指导革命的行动，从而夺取政权。因此，在后来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的、实践性的一面就很难成为理论的重心，就会变得隐而不彰，而空想的、教条性的一面却突显出来。而在那些已经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很难发生，这时候，通过和平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的途径对社会进行不断的改良就成为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的、实践性的一面就会得到发扬光大，而空想的、教条性的一面很难发展起来。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出现了许多马恩原先意想不到的情况。譬如，股份制这一资本社会化形式的出现，就使马克思兴奋地感到，人类已经找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工人可以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为工人阶级以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展现了广阔的前景，马恩原先设想的工人阶级通过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条件在这些国家越来越不具备了。伟大理论家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还在于他们是否具有优良的实践品格，即敢于面对实践，让自己的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一旦证明是错的，就要敢于修正自己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他们可贵的品质。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经过实践的检验，原先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的途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所代替，原先设定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论所代替。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些是有前提的，即要取决于社会是否具备了不断进行改良的机制，是否建立起了完善的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机制的民主宪政制度，否则社会革命的发生仍然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马恩当初设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无法再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时，同时发生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然而，这些国家却在自身的框架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良，改善了劳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继续保持它发展的活力。而在俄国这样他们认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工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发生革命的东方国家，却发生了革命，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他们所万万没有预料到的。马恩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种生产关系还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新的生产关系是不会出现的。而列宁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命，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实现“苏维埃+电气化”。然而，苏俄初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却使经济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于是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转而实行承认私有制和市场自由交换的新经济政策。但是这种新经济政策下的资本主义又是在国家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两种体制之间互相冲突，这种状况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初期就存在，并且越往后越严重。这时候，要么是继续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新机制让位于旧体制，要么是废除旧体制，实现新机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当时的背景下，显然只能是选择后者。其实在列宁生前，新经济政策就开始有所后退。他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他的权力，不久就废除了新经济政策，正式建立起了以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和《帝国主义论》（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成为垄断帝国主义，即将消亡）；政策要点是：反对多党制、反对议会民主、反对三权分立，主张巴黎公社式的立法和行政合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不要市场交易；实行无偿义务劳动。列宁临终前想研究市场问题，不幸两度中风，随即去世。斯大林义是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具体化，基础理论一致，政策要点相同，只是专横和残暴发展到了顶点。”[1]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社会主义思潮很快传播到了它的邻国——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接受的其实是列宁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深究的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前者从根本上背离了后者的宗旨和原则，还是只是在一些方面有所发展变化，而在根本的宗旨和原则方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笔者认为，列宁主义在许多问题甚至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固然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等这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又是都能够找到理论根据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原封不动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一过程中都会有所发展变化，就像列宁主义到中国后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对之进行一定的改造，从而实现了“中国化”一样，只要两者在基本的宗旨和原则上是一致的，我们就不能够说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够说它就是假马克思主义。当然，在俄国等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专制政治，留下了十分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同时与这专制主义相共生的又是十分深厚的民粹主义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这些国家时很容易与这些传统的因素产生化合反应，从而产生出变种的马克思主义来。再加上当时这些国家通过和平的改良进入现代社会的道路都不畅通，革命就会不依人的意志而发生。而只要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会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空想的、教条性的一面，而科学的、实践性的一面往往被忽略了。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我们的实际提出了革命发展的两阶段论，首先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的民主化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而这一革命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是在以小生产为主，工业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民主主义革命后面临的历史任务应该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补上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课。然而，这一“应然”却没有变成“实然”，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很快又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于1956年完成了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建立起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真正带来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是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民主政治不见踪影；经济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陷入结构畸形和短缺经济的窘境；文化上实行意识形态的垄断，对民众的思想进行蒙昧和禁锢。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一旦违背客观规律，强行进行乌托邦的实验，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和报复；人性有其复杂性和难以逾越性，一旦违背基本的人性，对人性进行强制的改造，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苏联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使人民陷入了集体奴役之中，导致了人民的共同贫困，另一方面却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享受各种等级特权、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因此，它最后遭到人民的唾弃，以失败而告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俄罗斯的新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瓦解的原因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了政治、垄断了经济、垄断了真理。苏联创造出的“共产主义特权阶级”，有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掌握了全部的党政军机构，以及全部的企业、农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向民众发出调查问卷：“苏共究竟代表谁？”结果答案竟然是：（1）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2）认为代表工人的只有4%；（3）认为代表官僚的却高达85%。苏联档案公开后，俄罗斯和欧美的历史学者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苏联当年所谓的“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口号。原苏联最高领导人勃涅日涅夫就曾经说过，什么共产主义的口号，不过是骗骗人们而已。我们仿效苏联实行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境，到文革结束时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于是我们不得不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逐渐从这种空想而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摆脱出来，走上了一条务实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不争论”中进行的，事先并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并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确切的回答，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然而，在这“不争论”的背后，又不断地产生观念上的巨大冲突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改革其实是一路伴随着争论走来的。特别是1989年后，社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批判顿时激烈了起来，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此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这时候，政治高层如果不对改革开放进行明确的定性，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有发生逆转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来到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