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一)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二)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童敏(2006)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理念-伦理;人类多元化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三)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而医务社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童敏(2006)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